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在重庆对香港媒体记者表示，唱红歌应该理直气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和司马泰两位先生就薄熙来推动唱红歌运动的背景和民众对红歌的态度等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最近有一个香港的媒体代表团去访问了重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他们去观看了一个唱红歌的晚会。香港大公报的社长就对这个晚会非常地赞赏。他认为这个是反映了普世价值和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个汇编。薄熙来听了当然非常高兴。薄熙来就认为这些红歌可以使中国人昂首挺胸，因此唱红歌是理直气壮。我想先请章天亮先生您先谈一下唱红歌是由薄熙来推动的。您觉得这个红歌对中国现实社会有什么意义？唱红歌这个运动它的背景又是怎么回事儿？”
章天亮：“我觉得意义不大吧，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薄熙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实际上是在做一种政治秀。也就是说因为薄熙来他的身份是太子党，他的父亲薄一波曾经做过中国的副总理。所以说他为了显示他自己的这种继承中共的权力的正统性。也就是说呢他就通过这种唱红歌的方式表示他才是继承人。所以说我想呢因为当时邓小平讲过这样一句话嘛就是‘还是把江山交到我们自己的孩子手里面放心。’那么你就要表达一种对过去的这些意识形态呀，包括一些打江山人他们的这种尊重。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它的一般的总书记在继任之后，他都会去做一些所谓的朝拜工作，比如说到井冈山去呀，或者说像胡锦涛即位之后到西柏坡去呀等等，他都是要做这样的一种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权力并不是选举出来的。那么他为了表达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那么他就只能把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寄托在过去中共执政的这种理由上吧。过去中共执政是怎么得来的呢？打天下打下来的。所以说他们就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追溯中共当时执政的合法性以表达自己是这种合法性的继承人。”
记者：“我记得我问过一个中国的精神病的一个专家，因为当时四川有个精神病院他们也组织病人唱红歌结果起到了很好的治疗效果，后来专家就说唱红歌对现在中国基层老百姓挺有用的，因为那个红歌都是要打土豪，分田地，现在唱起来有特别现实意义。这是他的说法啦。司马泰先生您觉得他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司马泰：“他这个说法因为中国现在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一种文化沙漠。它经济发展了但是它的文化就有一种空白在那儿。然后它喊了一阵子传统文化要恢复呀，但是呢它除了演一些帝王将相的这种电影以外，它很难真的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传统文化的东西，共产党它有它的意识形态在那儿嘛。它搞这个红歌呢，我也同意章天亮先生刚才讲的嘛，他就说它的意义在哪儿呢，就说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你说对老百姓可能没啥意义，但是对于组织上那种就说对薄熙来来讲他就可能觉得很有意义，因为唱红歌这个东西，从意识形态上讲它是符合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东西。你唱无所谓对和错，对他来讲。但是如果有人唱了，有人起来反对唱，那你就有麻烦了。但是你刚才提到精神病这个东西，这个治疗效果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它为什么管用呢？它就从反面效应，他需要一种亢奋，所以它满足了这么一种需求。你说有没有意义呢？”
章天亮：“应该是这样的，就说我们会看到很多当时在八九年六四的时候，很多面对这种军队要开枪的时候很多学生也在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呀，包括很多访民他们在法院前面也在唱《国际歌》呀，它实际上就是里面的一些歌词比方说‘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呀什么之类的，他就是说表达一种对党当局的反抗。但是对薄熙来讲，他是没有办法顾及这种副作用的。对他来说现在主要的目的是他怎么能够在黑箱的操作中脱颖而出，那他就必然要做一些表演。就像刚才司马泰先生讲的，他在做这种表演的时候呢，就是他做这种政治秀的时候没有人敢去反对他去做这种政治秀。这个是在他在中国权力机构中夺取最高权力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或者政治局常委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记者：“那司马泰先生，您觉得呢？”
司马泰：“刚才章先生讲到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太子党的这种身份，他就想利用红歌的这种东西，他这人爱折腾嘛，挺喜欢折腾的话，他想折腾出一点事儿出来，别人还不好说他的事儿你知道嘛。所以但是你要说真的，刚才其实我很同意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老百姓为什么说也跟着起哄呢，一方面就说大家喜欢，想要一种亢奋的东西，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那个歌词当年主要是属于那种闹革命的时候的那种歌词。它实际上共产党折腾了60年以后，它又回到了那个时候，现在好像又处于一种闹革命的前夜。所以那些歌词呢它对现实来讲的话呢，你说有没有意义呢？可能有些人他就当作那种标准贫富差别呀，那种巨大的老百姓都想闹革命的那种心态，它没有风险嘛，就是等于说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就说是共产党自己的东西它就没法反对。”
章天亮：“其实呢共产党的这套歌曲呀它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当时是为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来是为了共产党维护统治。所以呢就是实际上这个红歌里面呢带有很多共产党所建立的那套意识形态和它的这种话语系统。斗争呀、杀呀这种，我不太清楚薄熙来是不是把文革时候的那些忠字舞什么之类的也当做红歌来一块儿唱，还说只是唱抗日时候的歌曲，或者国共内战时候的歌曲。实际上共产党它那一套歌曲里面包含了很浓重的共产党的因素在。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的话是有害的，因为其实歌曲和舞蹈它都是表达人的一种情绪的。人的情绪的话是一种自然的表达。就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来讲，音乐实际上是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让人表达情绪；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要让人抑制情绪，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很悲哀的一种心态，如果你要是不表达的话就几乎憋出病来，但如果表达的话，如果你过分地表达的话就会陷入一种极端呐，或者是疯狂呀或者是偏执呀，对你身体那也是有害的。所以真正的音乐的作用是让你既表达情绪又能够对自己的情绪有所控制。这是真正的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来讲的话音乐它的作用。但是如果想看中共的这种音乐的话呢就像刚才司马泰先生所讲的它实际上是让人用一种亢奋，它实际上是反音乐的这种初衷的。所以我想说不管从意识形态上来讲也好或者说从养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中共的这些歌曲还是不唱比较好。”
您刚才听到的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和司马泰两位先生就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中国推动唱红歌运动的背景，以及中国民众对红歌的态度等所进行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