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曾国藩后代的不幸遭遇

名人荟萃的道台之后

2010-04-22 21:36 作者: 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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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上海的许昌路、杨树浦路、辽阳路、霍山路一带,从前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因为清末有一任道台(相当于上海市长)的家园及其主要企业,均坐落在此。

道台名叫聂缉椝,字仲芳(1855-1911),湖南衡山人,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婿,又是李鸿章在沪大办洋务时的得力干将,是晚清上海史上较有作为的一任道台。在沪期间,他先是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的重用,于1882年担任晚清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会办(副总经理),继而又升任总办(总经理)。在任8年期间适逢中法战争爆发,他主动联络水陆各军,以加强上海港的防务,沪上人心乃安。他又延请傅兰雅等西方技术顾问,大量翻译西方科技类书籍,仿制西式武器,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及保氏钢甲军舰的仿制成功,大大加强了清军的战斗力,保证了前方所需军火的供应。中法之战中国获胜,他的名声亦为朝廷上下瞩目。在他主持下,江南制造局这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还甩掉了连年亏损的帽子,转亏为盈,他卸任时还盈余十几万两银子。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国荃继续看好他的才干,在晚年两次举贤不避亲,以“才大心细,精干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等语,向朝廷保奏这位侄女婿。不久,聂缉椝又荣升苏松太道。至此,从走出湖南衡阳起的14年间,聂缉椝已从一个湖南的帮办,步步跃升为华洋杂处的上海滩的“党政军第一把手”,位列封疆,可谓一路青云,成为湖南聂氏大家族中最大的“高干”。

当然,从聂家花园里走出的名人亦不少,除了道台大人外,还有他的妻子曾纪芬(世称崇德老人。曾国藩的六小姐,聂氏家族的精神楷模),他的三子聂云台(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恒丰纱厂总经理),六子聂潞生(恒丰纱厂中期总经理),孙子聂光堑(恒丰纱厂后期总经理),四子聂其炜(中国银行协办、中孚银行行长),七子聂其贤(清末湖南武军司令官、武字黄统领,省防守备队司令官),女婿瞿宣颖(著名作家、古典献研究学者、晚清军机大臣瞿鸿之子),女婿周仁(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科技大学名誉校长、中科院冶金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媳妇李敬萱(李瀚章的九小姐)……、

狂风暴雨中的“旧王孙”

全国解放对于聂家这个大家族来说,实在无异于一场狂风暴雨。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无不在深刻地、从各个角落彻底地改变着聂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他们逐渐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变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时时需要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周围巨变的家族。

在这场巨变中,聂家有一部分人是积极跟上了社会的步伐的,他们努力改变着过去的自我,以适应新的环境,年轻一代也努力挣脱家庭的思想包袱,积极上进,立志不再为家族接班(公私合营后也无家族的班可接了),而要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聂光堑积极经办了恒丰纱厂的公私合营,合营后改为丝织厂,他随之从一个棉纺专家而转为丝织专家,出任经理。厂里仍有好几个聂家人“留守”:聂光琦为厂长、聂光尧为福利科长、聂光墉为供销科长、聂光来是厂里医生。其它人如聂光达、连翰安夫妇,是中山大学畜牧兽医系和园艺系毕业生,此时积极找到市政府,要求“归队”工作,参加了新成立的华东农林部的工作。他们一个搞园艺,一个养奶牛,这个“牛倌”后来成了“上海白猪”的“猪司令”。聂崇泗、聂崇实、聂崇训、聂崇志、聂崇慧、聂崇正、聂崇嘉等先后考入全国名牌大学,个个都是学业尖子,聂崇嘉还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研究生,跟苏联专家学习专业知识……

上世纪80年代末,老七房的聂崇立,已在美国芝加哥一所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的硕士学位,他稍有点积蓄,便把老爸老妈聂光尧、杨佩珊接了过去,让老两口好好游览一下异国风光。他原以为老人出入语言上有不便,想不到父亲竟能用流利的英语跟美国人交谈,这令他大吃一惊!他在想,是什么力量使父亲把自己“包藏”得如此严密,以至于几十年来,作为儿子竟不能真正了解父亲!还有—次,孩子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老掉牙的外国唱片和一架只有78转的手摇式唱机,那唱片放出来的是巴赫的《圣母颂》,大家正听得入神时,父亲聂光尧却止不住泪流满面地走开了。人们谁也不敢想象,那优美而圣洁的旋律,是如何重重地触痛了他那尘封的往事,谁也讲不清,恐怕连他自己也讲不清那眼泪里究竟包含了些什么。

1961年的一天,正在上海民用设计院工作的聂光禹,被单位领导叫进一间会客室,说是政府找他谈话。他有些莫名的紧张,坐定后才知来人是法院的干部。那干部说:“你们家的恒丰纱厂现在已定为『敌产』,国家决定予以没收。原先定的定息现已停发,但是你们过去已拿过好几年定息了,现在要求你们全部退还国家,希望你能配合政府,做家里人的工作,尽快把已领取的定息还出来。”

聂光禹一听头皮都有些发麻,他那时年轻气盛,不解地问:“我们家是民族资产阶级呀!怎么一下子变成『敌产』了呢?”

阳光下的炼狱

1966年开始的“文革”风暴,对聂氏家族来说,更是一场铺天盖地的灾难。他们几乎每户都被抄过家,最多的被抄过十多次。其实聂家经过1961年的“退还”,已没有多少存货了,但人们不相信,你们聂家这么大的老板,怎么会没有钱?

周仁、聂其壁的家被抄了整整一星期,东西全都用卡车拉走,家中有字的纸可以说是片纸未留。周仁先生当时已70多岁了,莫名其妙地被指认与什么“梅花党”有关系,他有病也得不到治疗,致使一只眼睛瞎了;又摔断了一条腿,也得不到治疗,只能躺在床上。然而躺在床上也要隔离审查,于是被关进一间四壁无窗的屋子,1973年被折磨致死。

聂光墉的家被抄了五天五夜。第一次被抄时,造反派发现了一支手枪的皮套子,于是认为发现了重大线索,按那时的逻辑,有了枪套就一定有枪,有第一支枪就定有第二支枪,这家一定是私藏武器,准备将来秋后算账的。于是大动干戈,把家里人全都隔离起来,不许说话。他们大干了五天,墙头、地板、楼梯全都翻弄过了,可惜连手枪影子也没有,但这个家已被捅得千疮百孔,只差楼板没有塌掉了。其实那枪套是聂光墉以前玩的小手枪的套子,是买来的,发票、证明俱在。解放之初,政府收缴武器,就上交国家公安部门了,留个套子是做纪念的,谁知竟惹来如此大祸!抄家后工资即停发,只发生活费,每人13元。聂光墉及其一女一子,每月发39元,其妻74元工资只发24元。这种生活水平从1966年一直延续到1972年。

造反派冲进聂光达家的时候,刚巧他不在家,就把他70岁的老母亲李敬萱拖出来批斗。

李敬萱是李瀚章(李鸿章的哥哥)的九小姐,思想开通,知书达理,抗战前曾只身带着8个孩子和四十几只箱子去湖南避难,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求海葬,那时她已是96岁的老人了。

任永恭是聂光琦的夫人,只因她在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五六十年代,刘少奇、王光美和罗瑞卿、郝治平出国前曾在上海制装,领导要她陪同王光美、郝治平看衣料,找裁缝,配花边,“文革”中就成了大问题,被隔离审查好几年,她的女儿那时才9岁,每天为妈妈送饭。

聂崇志在“文革”之前就已经落难了。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因有一次在宿舍里聊天聊到苏联的科技比不上美国,“反右”时被揭发出来,成了右派言论,攻击社会主义等等。结果聂崇志不幸“中标”,成了“右派”,学业还未完成就被送到北京开关厂劳逸动。同时被发配劳动的大学生有好几百人。一年后,有人提出把他们遣送大西北,但被彭真(时任北京市市长)拦住了。

聂光达是农科院的畜牧专家,为培育奶牛和猪的优良品种,长年在崇明和上海县的农村奔波,取得的成果得到国家农业部农垦总局的肯定,还召开了全国国营农场现场会,要他介绍经验。可是到了“文革”,不晓得怎么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问题”来,被隔离审查达两年之久,家属也不许探视,直到林彪机毁人亡一个月后才放出来。那天农科院开大会,宣布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因此结束隔离审查”,他由于过着与世完全隔绝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林彪的事情,于是照以前的惯例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引起台下一阵哄堂大笑。

“文革”中聂家被迫害致死的还有好几个人。九房的女婿瞿宣颖,是聂其璞的丈夫,著名作家、古典文献研究的专家,生平著作甚丰。在“文革”中,他以前的一个学生在被隔离审查时胡乱攀咬,揭发他有攻击江青的言论,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3年冤死狱中。

最惨的是四房的女儿聂光锡,在从济南到上海的火车上,竟被北京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活活打死……

仍然在世的任永恭女士是梅兰芳先生的弟子(1943年拜师),与梅葆玖相知甚深,现任梅兰芳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剧协梅兰芳艺术研究专业委员会领导成员、上海文史馆馆员。

来源: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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