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历史--云南知青率先喊出了“我们要回老家去
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阳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云南知青下跪、请愿，要回家
一位姓成的赤脚医生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的降临。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久，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色变的魔鬼——子宫大出血猝然出现。九时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双亡。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医生...
我们要回家，这是云南知青的呼喊
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面部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上去都不象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不满。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瘁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留，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十六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 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说：“问题在于农场领导采取高压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英国《中国季刊》2009年第三期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题目是“我们要回家--云南西双版纳知青1978--1979年请愿运动”，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斌教授。这篇文章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考察了云南知青请愿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地位，指出这场自发的群众运动不仅争取了六万多在云南的各地知青返回城市，给了他们改善人生的机会，而且激励和推动了全国数百万知青的请愿和返城，从而实际上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
这场请愿运动还有更深远的意义。49年以来发起了难以计数的运动，包括上山下乡运动。但杨斌教授指出，云南知青请愿运动可以说是至今为止唯一一场以和平解决并满足民间要求为结局的大规模民间自发运动，它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群众的努力，而是和复杂的高层斗争和国际关系纠缠在一起。在维权运动此起彼伏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研究中国民间运动的成败和民间社会的成长很有启发性。
所谓知青指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下放到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城市青年学生，总数大约有一千七百万学生，牵涉到无数城市居民家庭，大多数下乡知青即使后来返回城里，他们人生最有价值的时光也已成为文革狂热和荒谬经济政策的牺牲品。
知青的血泪心声
云南西双版纳由于地理条件特殊，当时成为种植橡胶这个重要战略物资的基地，曾经有10多万知青，到70年代末，这里还一共约有7万左右，以北京、上海和四川人为主。他们被编入生产建设兵团这个特殊的半军事组织，不但生活和劳动条件极其艰苦，而且经常受到兵团干部的欺负和压制，尤其是很多女知青的命运尤为悲惨。
根据1973年的一内部报告，“全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1034起，受害知知识青年1874人，2人被打死。调戏猥亵奸污女知识青年的干部286人，受害女青年430人。”其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得高层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法西斯行为”，要求严肃处理。
知青悲惨的命运
但就是在这样严酷的情况下，1978年到1979年，云南知青发起了要求回城的请愿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78年底一些知青向邓小平写信反映问题，要求回城，在受到兵团当局的阻挠后他们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和省会，发起请愿甚至绝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代表不但和兵团一级的领导打交道，而且见到了中共主管兵团工作的副总理王震，在北京掀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最终迫使高层答应他们的要求。
云南知青请愿成功胜利返城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激励各地的知青争取回家的权利，从而使知青返城运动达到了高潮。到1979年底，七百多万知青回到了城市。第二年，高层宣布结束上山下乡运动。
那么，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49年以来唯一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成功的结局呢？英国《中国季刊》最近发表的杨斌教授的文章，分析1978-1978年云南知青要求回城的请愿运动的成功。那次运动是49年以来唯一成功的一次大规模自发的群众运动。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因素造成了这个结果呢？
知青悲惨的命运
杨斌教授认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这场组织比较统一和严密，有计划，讲究策略,并且赢得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在兵团方面，有个别领导人比较开明，非常同情知青的遭遇，是文革后少数识大局有人性的老干部的典范，在帮助请愿者和高层领导人沟通上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第二是高层的权力斗争。1978到 1979年初正是华国峰和邓小平角斗最激烈的时候。如果要按照华国峰的“两个凡是”来办，知青问题就无法解决；而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实事求是”派则要以一些所谓得民心的政策来向凡是派挑战。邓在1978年12月底和1979年1月初最关键的一段时间里对知青请愿作了多次批示，要云南省放弃压制的政策，对和平解决云南请愿事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在短暂的时间里对知青有利。1978年底越南反华排华达到高潮，和苏联签订军事条约并出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大陆高层在在12月底以前已经明确了要“教训”越南，邓小平已经对美国表明了态度。在这个时候爆发的云南知青请愿，高层急需稳定云南边疆，因此寻求和平解决。
因此，一场轰轰烈烈的云南知青请愿运动，这在49年以来的历史上还是很罕见的，但在这三个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得到了和平解决。这三个因素实际上在决定群众抗争的结果上很有典型性：请愿运动领导人和参与者的组织和策略、高层的斗争，还有国际因素。如果这三方面都对运动有利，那么取胜的可能是很大的。而从结果来看，云南知青请愿成功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