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我没有看过这部名叫《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但我能体会崔卫平对此片解读，于中国人的特殊意义。现在有许多中国人拿体制的命令和系统的僵化，来为自己所干的坏事推脱，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一切是否符合人道与良知。更有甚者，许多体制受益者还为自己的恶行辩护、振振有辞，颠倒黑白把自己所做的错事认为是正确的。做错了，我顶多也只是执行者，于是一切服从于人性、良知、道义的负担，在他身上一扫而光，轻松无比。
世界真的如此简单吗？体制的恶是由人累积干出来的，制度是由人制订和执行的，你怎么可能脱身事外？对于我们身处其间的罪恶制度以及许多恶行，我们任何人都有责任道出其间的真相，并为反抗这样的恶行而努力。但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对于人道的信从，常以成王败寇来衡量自己在世上的所作所为。殊不知，这样的想法往往是把自己变成非人，而不是生活更有尊严。靠剥夺他人权利剥夺他人自由得来的一切，使自己同受捆绑，这一点没有对自由和人性的整全认知，是不容易体会的。很多人把物质上的奢侈，权力上的骄横，视为自己是“人上人”的资本，其实这只不过是把自己降低到非人的底部。
中国现在正面临着社会的转型，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面临着邪恶与正义的较量，体制不会为每个人的恶包揽一切。我们深处其间的人，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事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体制里面的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人不得自由平安，你也不会真正心安。就像他人的恐惧，会变着法子最终传递到你身上一样，没有谁能摆脱自己作恶的后果。在这个时代，我尤其要告知那些直接伤害民众权利的警察，必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比这个时代更考验你们的良知和作恶之间的纠结的了。同时，也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在邪恶体制下，作恶还是反抗，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事。介于对中国当下的特殊意义，所以特别推荐崔卫平谈这部电影的文章。2010年5月2日7：27分于成都
每周一推（34）：崔卫平：作恶还是反抗？——邪恶体制下的个人选择
2005年的柏林电影节，德国电影《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又名《希望与反抗》），荣膺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影片取材于1943年地下抵抗组织白玫瑰成员索菲·朔尔和汉斯·朔尔兄妹，因在大学教学楼散发反战传单被捕，四天之后被处以极刑，同时遭到处置的还有他们的同伴克里斯多夫。
“白玫瑰”甚至算不上“抵抗组织”，他们最多也就是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在街头墙壁上书写标语或在已有的标语上面打X，主要成员为大学生及少数大学教授。前后共有百余人被捕，两批处死了6人，其中还有1位教授。在那个极端的情境当中，这些人们属于另类生存。
此前已经有过一部影片以此为题材。这便是拍摄于1982年的《白玫瑰》，1984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在中国电影院里公映过。两部影片都是以妹妹索菲·朔尔为主角。我们不喜欢一个献身的人物，因为她/他身上的光亮过于强烈。但是，令人睁不开眼睛的强光，并不是她/他本人所为，不是这些人做了什么极端的事情，而是最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力量，剥夺他们生命的力量，是残暴和骇人听闻的。将对施暴者的印象，延展到了被施暴的人们身上，是不公平的。
2004年完成的这部《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值得关注。拍摄这部影片的导演马克·罗斯曼，1968年生人，相当于我们这里的第六代。在柏林电影节的发布会上，导演道出了重拍这个故事的想法：“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
在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表述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希特勒政权结束之后，在德国、西欧以及远在美国知识界的人们，对纳粹暴政进行反思的思想风暴，积淀着许多杰出头脑思考的成果。换句话说，这位年轻人承受了不同的教育和思想背景，而这很可能是为我们所不熟悉的。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位年轻的姑娘，与她站在一道的她的哥哥及其他同伴，又是受着怎样的鼓舞，从什么地方吸取力量，在完全是密不透风的情况之下，觉得自己必须选择相反的方向？而另一方面，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系统，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运转，什么人在其中，合力将一个刚刚绽放的年轻生命送上断头台？
于是形成了影片思想辩论的风格。与此前那部《白玫瑰》主要是描写英雄成长的经历不同，稍晚的这部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妹妹索菲·朔尔最后五天的日子上，这期间主要是接受审讯。影片中审讯的过程即辩论的过程，审讯者与被审讯者并不处于先天的道德制高点上，而是一点点拉开他们之间“平等”的思想战争，没有严刑拷打，没有神经战或者心理战。德国女演员朱丽娅·耶特斯（1978年生人），将上个世纪20年代出生的女英雄，演绎得淋漓尽致，精准深刻。
英雄的“锐气”不是表现为怒目金刚，而是从容淡定的智性和自信。
根扎在生活之中
当导演在国家档案馆里找到为数不多的几页材料（盖世太保毁了它们的大部分），惊讶地发现，在被捕的最初几个小时，索菲·朔尔表现得“像一个专业的撒谎者。她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她装作十分无辜，装作从楼上掉下来的那些传单与自己毫无关系，她只是出于恶作剧才将它们推了下去。”同样，她的哥哥也在东拉西扯，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件有关生死存亡的事情。
正像导演本人也谈到的，材料中那些胡编乱造的借口，不仅不令人反感，反而成为最感人的文字，超乎他的想象。这个看法先让人一怔。但人们如果也想到那是一个短暂的、被抹掉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痕迹，是一个即将被黑暗吞噬的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体温，那么观看这样的对话，便不会觉得琐屑，而会有一种惊奇之感。首先需要回答为什么要提一个空箱子来到大学，这个箱子的体积正好与后来搜缴的传单本身大小相称。试图撇清箱子与传单的联系，这是“虚假”的努力；然而围绕着这个生活用品，却勾勒出这位姑娘的生活世界。
她要回到乌尔姆的父母家，因为妈妈上次来，将她的衣服带回去洗了。“在这个时刻回家，难道不上课吗？”“还要看一个朋友，她刚刚生了孩子。另外，妈妈也病了。”“乌尔姆那么远，不是太仓促了吗？”“朋友提前了她要去汉堡的计划，我也将周末旅行提前了。我已经订好了12：48分去乌尔姆的车票，我还与姐姐的男朋友约好了在火车站见面，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她一口气扯出来的生活网络表明，她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孤立和抽象的。她与周围人们有着密切的互动。“既然要去乌尔姆，那为什么还要提着空箱子来学校？”她又开始另一个方向上的胡编：跟一个叫做吉泽拉·舍特林的女孩有约，现在不得不前来取消。这听上去同样轻松可信，符合一个女孩子的生活内容——约会、取消约会、再约会，不厌其烦，漫无尽头。
“那为什么要带哥哥来大学？”回答这个问题，又扯出一堆乱麻般的细节——“神经科”、“心理系”、“哲学教授胡伯在一楼上课，要找的女朋友舍特林在他的班上”、“我们提前到了，于是来到二楼”。审判官需要非常清晰的头脑，才能从一个女孩子纠缠一团的生活中，整理出某些头绪。观众也一样。
为了防止她自杀，牢房里派了一位稍年长的女囚犯与她同住。在谈到是否会连累家庭时，姑娘马上显得不安和沮丧。而问及未婚夫的情况时，她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他“长得高大，深色头发，是一个自由的精灵。总是能把我逗乐。爱情，这完全是无条件的爱情，多么美妙。”即使在阴暗的审讯室里，一有可能，她便会将目光投向窗外的蓝天。她的眼睛装满了期盼。
这是一个舒展、饱满的生命，她与周围人们的接触，和他（她）们的关系，这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她在他（她）们之中，被他（她）们所环绕也环绕着他（她）们，接受呵护也付出自己的关爱。对这样一个生命来说，她不知道冷漠是怎么回事，没有体验过这种失败情感。
她差一点就蒙混过关了。但搜藏哥哥的房间暴露了真相。后来在为朋友们开脱、替朋友撇清时，她又换上另一批真切琐碎的细节，令人感到她的生活世界充实温暖，诗意浓郁，散发着无尽魅力。这个世界既是她自己的，也是数代前人而建造由她所继承的。于其中，那些古老的法则——信任、友爱、忠诚、休戚相关，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研究这个时期人们精神状况的汉娜·阿伦特指出，“孤独”、“原子化的个人”，是造成人们丧失常识及价值判断的根源。在“孤独”中久而久之，人们会变得迟钝麻木，进而不辨善恶，不分是非，什么都无所谓。
根扎在系统当中
为拍摄这部影片，导演和编剧做了很多功课。他们甚至找到了审讯索菲·朔尔的那位审讯官摩尔的儿子，听他介绍自己父亲的性格。摩尔给他家族带来的，肯定不是光荣而是蒙羞。影片中，摩尔提到了这位儿子，正在东部战场上卖命，甚至比索菲·朔尔还要小一岁。无论如何，这位摩尔当年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做下的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不仅永远跟随他，而且跟随自己的世世代代。
影片中的摩尔先生长相普通，身材松弛，略微秃顶，除非偶尔咆哮的时候，其余时刻平平淡淡，就像住在你家对门的邻居，每天夹着一个皮包上班，并不知道他干什么，放在火车站这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他。但正是这样的人，也许正在做一些许多年之后看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当然，他并非天生的恶魔。在某些时刻，他甚至不加掩饰地表露出对于索菲·朔尔的同情。起先，当找不出索菲·朔尔的任何证据，他大大松了一口气，当说到“你今晚或许就能回乌尔姆”时，甚至朝索菲微笑了一下，索菲也报之以欣喜的微笑。事情败露之后，当索菲问：我们会被怎么样，亲戚是否也会被牵连，摩尔表现得爱莫能助、有气无力。最后当他要签署对于索菲的调查结果为“严重的反党罪行”时，他小心翼翼但是十分清晰地提醒索菲，“是不是你只是相信哥哥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让自己参与其中？”他的意思很明显，是想替索菲脱罪，但被索菲拒绝了：“不，摩尔先生，这不是事实。我并不后悔，会独自承担结果。”
但说到底，这个人偶尔流露的好心，只够管他自己消受一小会。他这个人的重心并不在同情方面，他在这个世界上主要面对的不是索菲这样的人，索菲只是他工作中的插曲和过客，他要面对的，是身处其中的现有秩序、他自己的那个位置、他被编制进去的系统。
假如这个体制同时也具有同情和人道之心多好。那么，就不会让人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是系统的要求和指令，在它们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渺小和无能为力的，虽然也不甚同意，但是非执行不可，因为最终的结果一定要出现，有上面的人需要看到。而另一方面，是个人残存的一点意识道德感、羞耻心，或者少许称之为良知的东西，它们不是很强烈，但是能够感觉得到，隐隐约约能够听见它们的声音，但是在系统面前，它们最好深藏不露，自觉像个罪犯似的。
一般这两者也许不是那么势不两立。但是的确有这样的历史情境，来自系统和来自人内心的良知变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阵营，这便是人们需要选择的时刻。最好人们一辈子也不要遇上这样晦涩的时刻，但有时候这样的时刻就摆在人们前面，无可回避，非常残酷也令人非常为难，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和考验。选择良知的人们自然会吃苦头，不会得到任何现实的好处，但是选择系统的人就一定功德圆满吗？他们自身人性的损失呢？他们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长远的灾难性后果呢？
系统是抽象的，冷漠的，于是人也获得和分享了系统这个本性，成为冷漠的和抽象的。
摩尔承认朔尔兄妹“所采用的是和平的方式。”索菲反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这是法律”，摩尔答道。他一手拿着法律，一手拿着索菲的小本子，将前者盖在后者上面，做对齐状，然后说：“我作为一名刑警，有义务检查法律的规定与民众的行为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要查出问题在哪里。”
导演和他的工作团队甚至找到了当年刽子手的资料，他的家族从事这个行当已经八代之久。绞死朔尔兄妹，是这个人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他从来不管绞死的是谁。对他来说，被谁雇佣都一样，但是他记得自己一生中将3000人执行了绞刑。他像是完全没有遇到过像朔尔兄妹和他们的伙伴那样的人一样，在死亡面前表现得那样自信从容、富有勇气。
根扎在良知与真相之中
什么能够使得这个无人性的系统，产生一些断裂？在它密不透风的铁桶内部，产生一些缝隙？
针对摩尔用“法律”作为尺子来衡量人们的说法，索菲反驳道，他手中玩弄的“法律”，“用重刑、监狱和死亡，惩罚自由发表言论的人们”，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秩序。摩尔背书似地说：“如果不遵守法律，那么又该遵守什么呢？要遵守法律，不管谁颁布的。”
索菲回答：“那就要看您的良心了”。审讯官倒吸了一口凉气，困惑地看着她，仿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法律可以改变，良心却不会”。索菲清晰地说道：“为了我的良心。”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讨论了。声称自己是根据当时的“法律”和“规定”行事，是大多数参与到纳粹暴行的德国人事后的解释。但是这种法律，却公然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这在军事上也不成立。而这样一种野蛮的秩序何以能够运行？靠的是剥夺人们的思想表达自由，任何人不能发出异议，哪怕这违反了人们心中基本的常识，违反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底线——“勿要杀人”。
比起“勿要杀人”，表达自由当然是第二位的。但是当杀人的秩序建立，能够对这种秩序进行批评，表达自由就成了第一位的，必不可少的，否则这个秩序无法获得纠错能力。
索菲姑娘早些时候也参加过德国少女联盟，天真地认为希特勒会给人们带来面包和幸福。从前线归来的哥哥，带回了300万波兰犹太人被关被杀的真相：“我们的报道从来不会有，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而在故乡乌尔姆，有一位犹太教师，被抓到冲锋队前，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走过并吐上口水，当晚他就消失了，就像在1941年在慕尼黑消失的是上千人一样。索菲母亲的朋友还对她讲过纳粹将残障儿童送上卡车集体屠杀的事情。其他的孩子问，“车子开往什么地方？”护士回答说，“车子开往天堂。”然后余下的孩子们唱着歌也上了汽车。对于摩尔认为“这些人是毫无意义的人生”的说辞，索菲一字一句地说道：“没有人知道，精神病人的灵魂是如何的。没有人知道，那种内在的、精神上的成熟，是可以脱离肉体的。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对于纳粹这样一个高度极权、高度镇压的政权来说，除非有外力的作用，比如战争，否则很难有力量使得它改变，指望它本身自我纠错是不可能的。而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除非有一场“内部革命”，即人们开始听从自己内部的声音，开始寻找自己的良知、道德心，同时克服在那种极端情景下造成的恐惧、虚无和冷漠，自己动手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咒，才是解放的第一步。
哥哥汉斯在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你们泯灭的良知。”
根扎在利益和欺骗当中
不要以为摩尔这样的人，真的是在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兢兢业业做一枚螺丝钉，如同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在索菲面前，摩尔携带的“系统的面具”不断滑落，露出了他的个人面貌。在他听起来是无懈可击的劝说中，人们明显听得见另一种异样的声音，那就是他这种人自己的个人利益。
摩尔声称自己来自德国西部的普法尔茨省，本来在农村当一名警察，“如果没有（希特勒）发动的这场运动，我还在农村当警察。”阿伦特曾经指出，希特勒的运动门槛不高，一旦它需要忠诚，便需要将一些毫无信念的人们拉进来。他们往往是一些心怀怨恨的人们。
索菲的父亲在地方上担任市长，因为说过希特勒“是上帝对于德国民族的惩罚”而被关押六个月，撤销公职。这本来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因而在摩尔看来，这个家庭和索菲应该感谢希特勒，感谢现有的一切，而不是反对他。
摩尔的怨恨将他的世界变得倾斜，同时又反过来促使他接受一个倾斜的世界。“你享有特权，你和你的亲戚无耻地利用了这个。你在战争期间用我们的钱去上大学……而我只学会了屠杀”。这听上去与任何信念或意识形态毫无关系了。虽然摩尔从来也不准备作为个人站到系统前面来，但是他克制不住地泄露了他自己的生存，他生活的根基和秘密，他曾经遭受的鄙视，让他学会了鄙视他人。“你们与我们这些你们鄙视的人，一样领粮票，你们无论如何都要过得比我们好。你完全没有必要说这些，可是你还要说。”
从个人过日子安逸舒适的角度来看，索菲的确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索菲的举动、构成索菲的动力和精神世界的那些元素，统统在这个叫做摩尔的人理解范围之外，他从来不曾听说过它们，也没有看到过一个人那样行事和做人：“我不理解，以你的才能，却不去考虑也感觉不到国家社会主义”：“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会冒险有这样的想法？”“你必须适应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所有这些说法，已经抛却了抽象体系及其价值，而是拿“个人”作为钓饵，更像是两个“个人”之间的谈话。至此，不仅索菲与摩尔的语言处于分裂状态，摩尔本身的语言也在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他所说的“法律”，是那个庞大的“无人身的系统”，不允许携带任何个人色彩；但是另一方面，支撑着这部机器的，却是各种各样个人原因、个人动机、个人的利害得失及个人恐惧，是他们这些人在这个系统当中得到的个人好处，没有好处他们是不干的。
问题还在于，所有这些个人因素，都被那个庞大的机器藏在里面，从外面看起来仿佛这里没有个人，是机器本身在运转，谁都得听命于系统的指令，但是实际上，这个系统恰恰是许多人的个人利益堆起来的，是这些人在系统中寻找他们自己的宝藏，他们运用系统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民的利益。
在隐蔽的个人利益的驱使下，摩尔审讯官宁愿选择性失明。他称索菲所说的“不是现实”，那些失踪的犹太人，“是他们自己选择离开的”，这是他从自己的位置希望看到的。他将所有那些不能支持自己行为的信息，自动排除和过滤了。只有这样认为，他才能心安理得。那位在最后的审判中咆哮的法官，哥哥汉斯指出，他从来没有到过前线。言下之意是构成他判断的基础仅仅是后方的宣传，因而是不成立的。
在索菲与摩尔之间，到底是谁在替他们的民族着想，更是一目了然。摩尔从他自己的现状出发，决定赌上一把，他把“希望”寄托在希特勒战争的胜利上面：“如果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你就可以过自由的生活。到时候你怎么说？”
索菲反问道：“你相信战争的胜利？难道我们想成为全世界憎恨并永远排斥的民族吗？”索菲和她的哥哥、他们的同伴以其勇气、洞察力、良心和超乎常规的行为而进入了历史，为后人所传诵；而审讯官摩尔和他的同事，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与英雄们一道进入“历史”，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些审讯官、法官们是否曾经有那么一些时刻，面临着这种选择：如果不得不与审判对象一道进入历史，那么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更加能够接受的方式？尤其是自己的后人看起来更加能够接受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