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运动的真相

这是，因为1919年，1）共产党没有成立， 2）共产党一代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 不是5.4运动的领导人。 3）共产党2代领导人毛泽东（中共7大任命的农民出身）等在“长沙一师”忙着生计-----出劳务-----留法勤工俭学，中共6大任命的工人出身的另外一个2代领导人也是在忙于生计。

 

5.4 运动的领导者是 傅斯年， 罗家伦， 他们根本不信仰共产主义， 而是， 三民主义信徒。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文本科国文门，1919年1月主编《新潮》创刊，参与领导五四运动。
同年冬以山东省官费赴英国留学，后转柏林大学与陈寅恪等同学。1926年冬回国，先后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1918年夏天,毛泽东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的，就在这个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许多年后，毛在延安那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西行漫记》[美]埃加德·斯诺着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1948年底，傅率领他创建经营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部分人员去台湾前的8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进行了点名评击与唾骂：“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流，其它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1950年傅斯年于台北去世后，远在美国的胡适警告国人：“傅斯年去世，中国失去了他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

             
北京沙滩北大红楼——五四运动发源地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学潮——号称“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和街头闾巷，风卷浪滚，泥沙俱下，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胡适麾下头号骁将傅斯年，尽管还没有成为满身散发着西洋气味的“海龟 ”，而只是比“土鳖”稍高级的“一只稀有蟋蟀”（罗家伦语）。但正因为稀有，才更加引人瞩目地在这股世纪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风唤雨，兴风作浪。

 

学潮爆发后，只见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生、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石舒波于桂军着，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出版。）学生们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后，又赶赴赵家楼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从而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大震动，号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爱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五四运动之后，傅回山东休整，未久留学欧洲，

 

纵观傅傅年一生，当江山亦色，大地陆沉之时，他作为铁杆的“忠义之士”追随国民党横渡台海，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更是明证。

——但历史没有假设，人间世事纷纭，形势比人强，在历史的大舞台上争相亮相的英雄豪杰，可惜可叹者何止傅氏一人哉！

[注一] 1919年4月30日，胡适终生服膺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抵上海，开始在中国讲学活动。此时适值“五四运动”爆发，在南方讲学的杜威闻听各种传言，对北京高校学生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曾写信给家中的女儿，把北大等高校学生游行与痛打曹汝霖等行为，看作是一般大学校园中男生们的相互斗殴，是无聊之举。

 

但当他于6月5日抵达北京后，亲眼看到了“五四运动”掀起了新一轮高潮湿的逢勃气象，在两个月内，军警已拘捕学生近千人，并把北京大学校舍作为临时监狱关押被捕学生。尽管如此，学生们与政府较量的斗志不减，爱国热情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参与。此举令杜威大受感动，并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对学生们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肯定与赞誉。

 

6月8日夜间，美使馆设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员三百余人。席间杜威在演讲中说道：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本人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他多讲演了云云。

（1919 年6月1日《晨报》）在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北京政府将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6月10下令免去曹、章、陆等三个卖国者的本兼各职后，倾向于改良主义的老头子杜威心灵受到很大震动，他在较详细地了解了学潮发生的情况后，于6月20日给女儿的信中，再次提出并修正了以前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信曰：“附带说一句，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我们一般大学里男生的宿舍打斗，对这里的学生说来有欠公平。

 

整个示威游行是经过了细心的计划，并且比他们预定的时间还要提早结束，原因是有一个政党也要游行示威。他们的运动如果在同一个时候，会给误认作是被政党利用。他们要以学生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负起一个大清除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来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参见《五四运动史》，周策纵着，岳鹿书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