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新疆气氛紧张（看中国配图）
去年年底，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很有意思的政治预言小说――《盛世中国－2013》。作者陈冠中是香港作家，现居北京。
按照小说的描写，2011年春，世界经济因美元再度崩盘进入了冰火期，中国政府实施了“冰火盛世计划”。在全球经济崩盘的第一个星期，政府故意撒手，听任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打砸抢烧等乱象，老百姓惶恐不安，四处逃难，大家都盼望着国家机器快点出动。第八天，解放军部队进入了几百个城市维持秩序，老百姓夹道欢迎。军队立即实施铁腕，全面严打，震慑了一切反抗；并宣布开仓给国人发送免费的限量的储备粮。紧接着，政府出台救市措施，规定所有个人存款的四分之一必须换成购物卷，限定半年内花掉，过期作废，有力地拉动了内需，刺激了国内的企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一方面与日本结盟，另一方面拉拢亚非拉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俄国，由此获得充分的能源与原材料。再有，政府多年来秘密制造一种化学药物，加在自来水和饮料中，老百姓喝了这种迷魂汤，整日笑口长开，其乐陶陶，中国成了全世界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这时，知识界也停止了争论，一致拥护政府，极少数异议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则陷入极大的孤立。到了2013年，欧美仍深陷危机一蹶不振，中国则化危机为转机一跃而成为世界单极超强，一党专制空前巩固，中国特色倍显光芒，西方普适价值日薄西山，中国提前走进了辉煌盛世。
欲擒故纵的大阴谋
在作者的上述描述中，我以为，既有现实感又有想象力，因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和分析的，应是“冰火盛世计划”的第一步，即，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初，政府故意搞空城计，欲擒故纵这一段。
关于这个计划，书中的一位人物、中共政治局委员何东生是这样解说的：
“危机开始的时刻是很关键的，一开始处理不好就很难收拾。这次危机是超严重的，足以诱发全国性的群体事件。它从经济面开始，但会引爆各种潜伏已久的深层社会矛盾，如果政府的反应太温吞太零碎，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怨气会更大，但如果政府一步到位下重药，有些阶层又接受不了，会反弹。不管我们怎么做矛头都只会指向政府。”
“当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除了涉及少数民族的群体事件可能是族群对族群的之外，一般的群体事件，都是群众与政府对立。很多老百姓已经有了定见，认定不闹事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所以什么鸡零狗碎的事都动辄演变成群体事件。”
“如果全国同时发生群体性事件，矛头、怨气都是指向政府的话，我们的情境推演表明，政府不可能一个火头一个火头的去灭，或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去安抚，再多警力、军队、武装力量都不够，国家机器就崩溃了。”
“反过来说，只要矛头不指向政府，就不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个别不法之徒滋事并不构成群体事件。”
“所以，首先得不让老百姓把所有的矛头都同时指向政府。”
“推演来推演去，险中求胜的唯一方法是让老百姓自己吓唬自己，怕政府抛弃他们，怕无政府。无政府状态就是英哲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用他在《巨灵》或叫《利维坦》一书里的说法，在自然的状态下，人的生命，是孤独、贫穷、龌龊、粗暴及短促的。生命财产全无保障，那才是终极的恐怖。你们认真想一想，大家整天说怕中国会大乱，怕的不就是这个吗？因为怕无政府，怕大乱，大家反而主动愿意在一支并不可爱的巨灵前面跪下，因为只有这只巨灵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就是让国家成为暴力的唯一合法垄断者，舍此别无选择。也就是说只有让人们真的感到，大难当前，只能指望我们共产党了，我们才能接着集中资源办大事。”
其实，“冰火盛世计划”里的这套欲擒故纵的空城计，中共早就玩过不止一次了，例如2008年314西藏事件，2009年的新疆75事件。但深入思考可以发现，空城计只能小玩不能大玩。假如在有几个小区小镇发生了骚乱，有几小时大半天的时间军警都未赶到现场制止，导致无政府状态，那还矇得过去。因为政府可以辩解说，事发突然，政府措手不及，警力有限，一时无法派往现场；或者说，虽然军警抵达现场，但没接到上头的命令不敢擅自开枪，庞大的官僚体系反应迟钝，行动缓慢，层层请示汇报，耽误了时间，未能及时制止犯罪，遂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严重损失。但若是整个整个的城市、或大片大片的地区乃至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骚乱，各地的军警一同消失，老百姓报警也没人接，找到地方官员，官员都不理睬，或者根本连人影子都看不到，媒体照旧歌舞升平，对各地骚乱之事提都不提，中南海诸公只是在那里例行公事地今日开会明日接见，对全国范围的打砸抢烧不闻不问，就好像这些事压根不存在没发生，如此等等。假如这些现象一连持续好几天，那么，连傻瓜也会看出这是政府存心在玩空城计；它只可能是出自那个高度有效的集权政府的精心策划与运作。大家必定会一齐把矛头指向政府。换言之，如果政府胆敢玩这么大的空城计，必将引火烧身，玩火自焚。
我们应该做一做我们的沙盘推演
不过话又说会回来。欲擒故纵这套阴谋虽不可大玩，但可以小玩。小玩若得逞，祸害也不浅。重要的是，针对未来经济危机而引发的群体事件，中共确实早就在做各种沙盘推演，以求化险为夷，把危机变成转机。那么我们民运呢？我们是不是也该做一做我们的沙盘推演呢？
八九民运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八九民运功败垂成，败就败在我们缺少事前的沙盘推演。早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不少人就已经感到风雨欲来，预计到大规模民运即将发生。在那时，自由派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甚至体制内若干改革派官员，都对自由民主理念持有或许肤浅但相当广泛的共识，并且对非暴力抗争原则抱有极大的信心。可惜的是，在当时，我们却没有对群众运动的进退动止，对当局可能作出的各种反应如何妥善应对，包括在当局出现分歧时如何恰当地利用，以及诸如此类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更谈不上广泛的传播。到头来，民运果然爆发，而且其规模和声势甚至超出我们的预料，成功一度似乎近在咫尺；但遗憾的是，就在民运达到高潮之际，我们却由于缺少事前的沙盘推演而乱了阵脚，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战不能战，和不能和，最后遭到血腥镇压，多年积聚起来的力量被摧垮；而那个罪恶的专制政权则重新站稳了脚跟，直到今天。
这些年来，一直有很多人预言，中共政权将因经济危机而崩溃。可是我们要知道，经济危机本身不可能自动地导致中共政权的崩溃，除非它引发起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如果未来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方面会有什么反应？可能出现哪些形式的集体抗争？他们会怎样应对当局的这种措施或那种措施？这种抗争可能导致哪几种不同的后果？等等。应当看到的是，就算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就算爆发了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如果当局方面老谋深算而民众方面应对失当，最终的结果也完全可能适得其反，非但未能促成制度转型，反而巩固了专制统治。所以，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做好我们的沙盘推演。
可是，当我说我们要做好我们的沙盘推演时，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谁是“我们”？专制政府是一个统一体，民众却不是，民众是分散的，缺少自治性组织，仅有的一些NGO也都规模很小，无法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迄今为止，各地发生的群体事件――我这里尤其是指那些大规模的、有成千上万人的群体事件――都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而是自发的，偶发的，突发的。瓮安事件之前，谁知道瓮安？石首事件之前，谁知道石首？由于大部分群体事件都是因为在当地发生了某一特殊事件，迅速地引起周边群众的大量聚集围观而引起的，而这种特殊事件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在其他更多的地方发生，所以尽管说在全国范围内，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但因为它们总是分散的，缺少呼应，锣齐鼓不齐，形不成足够的规模，故而形不成足够的力量。
当然，就象何东生所说，如果出现全国性的经济危机，或许会引发全国性的群体事件。但那也不一定。因为群体事件的发生，不但和大的、一般性的形势有关，而且还往往离不开某种特殊的事件作导火线。如果缺少这种特殊的事件做导火线，一盘散沙的民众就聚集不起来。
俗话说“聚众闹事”，不聚众则无法闹事，聚不起众就闹不起事。要聚众，要么靠偶然事件的激发，要么靠人为的组织动员。当下中国的问题是，在民间，没有什么人或什么组织能够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可以把散沙般的民众动员起来，聚集到一起。个别地区是例外，例如在藏区，达赖喇嘛具有这样的号召力。王力雄在九十年代初期匿名发表的政治预言小说《黄祸》里讲到，在社会混乱失序之际，庞大的气功团体发挥了强大的组织功能。但是在这十年来当局的强力打压下，这些团体的组织功能，特别是对社会其他民众的组织功能，都受到很大损坏。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由于长期被当局封锁打压，被边缘化，因而在一般民众中未必具有足够的知名度；很多人更早被当局定为敌对势力，一般民众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敢于和他们沾边，敢于和他们配合，恐怕是个问题。再有，当局对异议人士民运人士一直监控得很严，也使得他们很难及时地加入到群体事件之中。例如08年5.12汶川地震，四川泛蓝联盟的黄晓敏立即从成都赶往灾区打算参加救灾，殊不知当局神经过敏，马上就把他抓起来，以危害治安的罪名判了14天的刑事拘留。至于那些更著名的民运人士，一遇到敏感时期就被软禁被隔绝，要参与或影响群体事件自然就更难了。
据说在九十年代，王朔大红大紫的时候，有人问王朔，他和八十年代的文化名人如刘宾雁等有何不同。王朔说，他们尽管也很受民众欢迎，但是缺少当年刘宾雁那种道义感召力。我以为这大概是现在国内各界名流的共同弱点。当然，今天的中国仍然还有一些既没有成为“敏感词”，又在民众中享有一定道义威望的社会精英。问题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变中，他们会扮演什么角色呢？有多少人会当仁不让，挺身而出？可以想象的是，假如这些社会精英们对成功的可能性估计不高，那么，多数人就不会选择去积极投入，以免到后来被秋后算帐，失去他们原有的那一席之地；然而，如果没有一大批精英的积极投入并发挥某种领导作用，成功必然就更不可能。面对这种两难的困境，也许多数精英会选择不投入，或者只作一种很浅层的参与，比方说泛泛地呼吁政府妥善处理之类。假如多数精英都这样小心翼翼，那就很难指望会出现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了。
观察这些年来的群体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假如参与者人数较少，大家都会保持和平与理性；一旦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一起，只要政府方面没有重兵对峙，现场就可能失控，就可能发生针对政府办公楼、警车和某些官员或军警的打砸抢烧一类行为。这和八九民运期间几十万民众集会游行持续几十天而始终和平有序构成鲜明对比。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今天的民众对政府更怨恨，更不信任，对以非暴力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制度改革，形成朝野良性互动更没有信心，更不抱希望；所以他们不会像八九民运时那样维护秩序，成立起自己的组织，摆出与政府对话的架式。与此同时，参与的民众又知道自己打不过现代化武装的专制政权，所以他们也不敢进行类似夺权的大胆尝试。于是到头来，就只有一些冲动的民众，趁着人多场面乱，法不治众，打砸抢烧一通，出口恶气。假如未来的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仍然是这种泄愤性质，那么，除非它们同时在很多地方发生并引发了统治集团的分裂，否则就无法起到促成制度性变革的作用。
假如上述分析大体不错，我们就该意识到，即使未来爆发了更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是否就能一举结束一党专政，或者起码是把制度转型朝前推进一大步，依然是很不确定的。由此可见，我们做好我们的沙盘推演至关重要。尽管说今日中国的民众本身也是高度分化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迫切地希望改变现实，推动民主转型；而关切制度转型的那部分民众又是高度分散的，因此要凝聚成进一步抗争的战略与策略的共识是相当困难的。陈冠中的小说给了我们一种启示，那就是，我们应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根据我们对现实的洞悉把握，想象出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想象出在这些变化中朝野各方的种种想法、行为及其互动关系。不久前，我曾把这一问题提交给几个以异议人士为主的邮件群发组，引起很多人的兴趣。有人还提出了在未来爆发大规模群体事件时，我们应该提出哪些口号，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方式，建立什么形式的组织，以便尽可能地把自发的、分散的群体事件转化成自觉的、相对统一的民主运动，我想我们很可以把这种想象与探讨深入下去，推广开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沙盘推演。
何东生与奥布赖恩
在《盛世中国－2013》的结尾，作者编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书中的几位人物，老陈、小希、张逗和芳草地，秘密绑架了中共政治局委员何东生，逼着何东生回答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出于无奈，何东生不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当着这几位自由派人士的面，把他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哲学，乃至于阴谋诡计和盘托出。这位何东生虽然不是党国的最高首脑，但却是党国的头号大脑。党国的冰火盛世计划和新盛世主义都是他提出来的。
读这段对话，很容易联想到《1984年》里权力精英奥布赖恩对温斯顿的那段对话。两段对话都是揭示专制统治者的真实思想和心态。应该说，这段对话，尤其是何东生的回答和表白，都写得很精彩。不过我以为还可以写得更精彩，还可以写得更精彩得多。
何东生在为党国辩护时，首先强调稳定第一。何东生承认，一党专政的确解决不了自己的腐败，一党专政也必然要管压言论、抑制异己。但是，何东生反问道：“不用一党专政，管得住中国吗？能让十三亿五千万人都温饱吗？能执行冰火盛世这样的大计划吗？中国能这么快崛起吗？”
这段话不值一驳。一党专政这么好，这么不可或缺，你们当初干嘛要反对国民党呢？要说稳定第一，这话全中国谁都可以说，唯独共产党不可以说。因为共产党乃天下第一乱党。既然稳定那么重要，你当初闹革命干什么？有人问过一位老革命为什么还不实行民主。答曰怕乱。问者不解：可是你们在四十年代就主张实行民主的啊，那时候为什么不怕乱呢？答：那时候乱是乱国民党呀。在1981年，党内和民间都有呼声要求制定出版法。陈云一口拒绝，说：过去我们就是用出版法跟国民党做合法斗争。现在我们可不能让别人拿这个来对付我们。可见在中共那里，什么稳定，什么富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切是不是从属于我党。
何东生对老陈、小希表白：“你们以为我稀罕升官发财？我这是为国为民！”这种谎实在撒得很没劲。作者这段写得不高明。我本来还以为能看到一段1984式的自白呢。
奥威尔在《1984年》里写道，权力精英奥布赖恩问温斯顿：告诉我，我们掌权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掌权？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改造的温斯顿自以为已经知道了标准答案，于是他回答说：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要掌权，党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人民是软弱的、可怜的，他们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必须由比他们更强有力的人来加以统治，党是为了行善才作恶。党是为了人民好才统治人民的。
奥布赖恩厉声呵斥：错，大错而特错！“我告诉你，党要掌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纯粹的权力有兴趣。我们与以往的所有寡头政体都不同，那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有其他寡头政治家，即使那些同我们相象的人，也都是些懦夫和伪君子。例如德国的纳粹党人和俄国的共产党人，他们在方法上同我们很相象，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动机。他们假装，或许他们甚至相信，他们夺取权力不是出于自愿，只是为了一个有限的时期，不久就会出现一个人人都自由平等的天堂。我们可不是那样。我们很明白，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卫革命；反过来进行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拷打的目的就是拷打。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没有比今天的中共统治者更接近于《1984年》里的权力精英的了。去年发生的一件小事便足以说明问题。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前来采访的记者：你是准备替人民说话，还是替党说话？可见逯军很清楚，党和人民分明是两码事，为党就不是为民，为民就不是为党。一个地方局级官员都能说出的大实话，怎么堂堂政治局委员倒反而说不出呢？是的，何东生也承认，六四后的中共已经没有理想，掌权只为自保和图利。但与此同时，他又为中共党运长久出谋划策，殚精竭虑，并且把中共治下的今日中国称为在现实条件下的最好状态，还说自己是为国为民：一个人怎么能如此的自相矛盾？
何东生为三十年来中共实行的改革路线作辩护。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三十年的改革正好是对前三十年的革命的根本否定。有些人也意识到这一矛盾，他们想方设法把两者调和起来。譬如我的老朋友甘阳，就提出了要打通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按照他的解释，毛时代虽然把经济搞得一团糟，但那是“创造性的破坏”，因为它冲破了斯大林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反而给后三十年邓小平的改革准备好了基础。且不说这种解释是何等的牵强附会，问题是，如果我们再问一句：那前三十年的前三十几年即民国时期又该怎么说呢？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暴力革命，没有共产党的夺取政权，没有共产党掌权后的一边倒学苏联，没有毛泽东的异想天开大跃进、人民公社、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简言之，如果一直沿着民国的路子走下来，中国难道不早就进入盛世，早就崛起了吗？
如果共产党仅仅是把中国的崛起推迟了几十年，那还不算太恶劣。更恶劣的是，共产党一手造成了至少八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共产革命既然搞错了，中共就没有任何理由还继续它的一党专政。苏东共党领导人之所以拒绝武力镇压本国人民的和平抗议，就因为他们自知理亏，他们无法说服自己去扣动扳机。邓小平之所以出手镇压，当然不是为国为民为捍卫社会主义，而是为了维护一党之私。说到中共的改革，正像我早先讲过的那样，中共先是以革命的名义，用血腥的暴力消灭了整整几代经济精英，把所有平民的私产统统变成了所谓全民的公产。尔后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全民的公产变成官员自己的私产。先是灭私充公，后是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做了。中共在道义上的破产是如此完全彻底，任何为之辩护的论调都不堪一击。可是在陈冠中笔下，那位何东生却侃侃而谈，越说越来劲，直说得那几个自由派对手沮丧发呆，唯有他自己象是个胜利者。那几个自由派未免也太差劲了。
未来中国的两种前景
我们知道，现在中共为自己辩护，主要仗恃的就一条：中国的经济连续三十年高速增长，即所谓中国奇迹。这里的逻辑是：因为我们（中共）搞好了，可见我们做对了。既然目标获得实现，所以手段就得到肯定。于是，集权、高压都一变而成了正面因素，连同腐败、道德沉沦等等也都成了可以原谅的不完美――既然完美是不可能的。
我曾在《屠杀与奇迹》等文章里说明，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极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之上。这反过来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共采取了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手段，所以才造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奇迹”。撇开“中国奇迹”本身的种种问题不说，单单是其中的逻辑就十分恐怖：是的，我们（中共）杀了人，但是怎么样？我们稳定了，我们发展了，这就证明我们当初杀人杀对了。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实行高压。我们不能放弃高压，因为一放弃高压，中国就会乱（？），一乱了就不会有发展。我们承认我们采取的手段很坏，但是我们取得效果很好。我们要是不坏了，我们就会不好了。幸亏当年我们没有学好，否则就坏了（？）。所以我们决不要学好，所以我们要坚持坏下去。
于是，我们看到了，伴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共统治集团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骄横。他们越来越迷信集权，迷信暴力，越来越蔑视人权，蔑视正义。本来嘛，中共这一路走来，逆世界自由民主潮流而动，靠的就是集权，靠的就是暴力，靠的就是对人权的蔑视和对正义的践踏，居然走通了，居然成功了，居然让自由世界的很多人也刮目相看了。八九民运几乎是全民参与，六四屠杀更是神人共愤，可是中共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十几二十年下来，很多人就自己转向了，放弃了，顺从了，甚至拥戴了。这怎么能不让统治者打心眼里瞧不起你们？不过，统治者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有多脆弱，知道民怨有多深，知道那种表面上的顺从和拥戴有多靠不住；所以，起码是到现在为止，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种极度的不自信和前面提到的自信似乎很是矛盾，其实那正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
小希看不透这一点，所以她要问：既然都崛起了，都盛世了，为什么还不法治，还不民主？何东生的回答不老实。何东生说民主也不怎么样，一法治一民主中国就会乱。其实他应该很明白，一法治一民主，不但盛世的泡沫会破碎，更可怕的是，权贵们就要被清算。其实还不用多民主多法治，就象韩寒所说，哪怕中国只是建立起一个货真价实的廉政公署，“那几乎所有公务员及其亲属都嗖一下不见了”。
五年前，我在一篇纪念六四的文章里写道：未来中国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如果发生严重危机，中共镇压机器失灵，各种被压制的矛盾就会爆发，整个社会便可能陷入极大的混乱。即便在这时匆匆引入民主机制，也难收立竿见影之效。另一种可能性是，如果中共政权竟然挺过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坚持高压的同时，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一方面通过时间使黑钱漂白，那只会使它对人权、民主和正义更加蔑视，我们将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这样一个骄横强大的专制政权必然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巨大的威胁。显然，这两种前景都令人恐惧，而后一种前景尤其令人恐惧。
什么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盛世中国－2013》的封面有一段伏尔泰的话：“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个世界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在小说的结尾处，老陈、小希等人与何东生的对话中，何东生大讲了一通莱布尼兹的“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理论，并为中国现状作辩护。何东生说：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更好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已经创造了祂能创造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中国？中国的现况，已经是在现有条件下最好的了，再好则是现实上不可能的。
想来大多数人不知道莱布尼兹的理论，不过有些人或许会以为，今日中国固然还有很多问题乃至罪恶，但是从现实条件出发，即便不算最好的，大概也要算不错的吧。对此，我不妨讲两句。
先简单介绍一下莱布尼兹的理论。莱布尼兹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既然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那么，他创造的这个世界必定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什么叫可能的世界？按照莱布尼兹，一个世界若与逻辑规律不矛盾，就叫可能的世界。譬如说，上帝可以把世界造成球形，也可以把世界造成方形。球形世界和方形世界都是可能的。但是上帝不可能造成一个球形的方形世界，因为球形的方形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的。球形的方形世界是不可能的。可能的世界当然不止一种，可能的世界有很多种，无限多种；而上帝既然是至善，他创造的世界必定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可是，你一定会质疑：我们的世界有那么多罪恶，怎么能说它是最好的世界呢？对此，莱布尼兹的回答是：是的，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罪恶。那么，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果真就是更好的世界么？要让这个世界没有罪恶，就要把人造成不会做坏事的造物，就要剥夺人的自由意志。因为上帝不可能造出这样一种世界，其中，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总是选择做好事，而永远不选择做坏事。上帝叫亚当、夏娃不要去吃禁果，结果亚当、夏娃还是去吃了。这说明上帝不可能既赋予亚当、夏娃自由意志，同时又使他们只做上帝希望他们做的事，不去做上帝不希望他们做的事。可见，只要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就可能去做坏事。要么，上帝给人自由意志，这样的人必然既会做好事也会做坏事，这样的世界必然会有善也有恶；要么，上帝使人成为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的动物，让世界只有善而没有恶，那就意味着不给人自由意志。上帝认为，一个有自由从而有罪恶的世界要比无罪恶但也无自由的世界更好。因此，我们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拿莱布尼兹的哲学看中国，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很多中国人选择到美国生活，选择的理由当然是认为美国好，比中国好。但是他们只要住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美国也有很多问题。不过略一思索，他们就会意识到，美国有这些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太自由了；而中国的问题则往往是因为太不自由。按照莱布尼兹的理论，一个最好的世界必须是充分肯定每个人的自由的世界，因此我们就应该说，美国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中国不是。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人现在的自由也不少了。就象小说里说的，今天的中国人有九成自由。可是，说这种话的人没有意识到，恰恰是剩下的那一成，才是关键；有没有自由，关键就在有没有那一成。例如言论自由，没有异议的自由，还会有言论自由吗？言论自由，说到底,不就是体现在异议的自由、反对意见的自由吗？
回到盛世中国的问题上来，我要说的是，恰恰是套用莱布尼兹的“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理论，我们应该说，中共专制下的今日中国，绝非现实世界的最佳选项；唯有结束了中共专制，保障了自由的的中国，才是现实世界的最佳选项，哪怕它还有其他很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