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开幕前后，中国连续发生多起残杀幼童的事件。事件先后发生在福建南平、广西合浦、广东雷州、江苏泰兴、山东潍坊，乃至北京闹市。尤其在判处南平事件凶手死刑以后立刻发生连续残杀事件，除了是“顶风作案”，不管杀人者有多少杀人理由，他们所体现的，更是展现中国民族性中非常丑陋的一面。这个丑陋的一面，除了人性的丧失，而且是欺软怕硬的无耻。
今年4月25日宣布退出中国作家协会的著名儿童作家郑渊洁因此为孩子们写了首歌《我要活着回家》，向社会作出泣血的呼喊，也表达了家长们的沉痛心情。
许多网友引用鲁迅整整85年前的话来形容这些事件，再贴切不过了。对中国民族性的洞若观火，非鲁迅莫属。而最能把中国民族性玩弄在掌股的，非毛泽东莫属。所以毛泽东会那样欣赏鲁迅。
1925年5月8日鲁迅所写的“杂感”（收录于《华盖集》）是这样写的：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按：孱头是骂人软弱无能。）
从这些话看来，那些杀害儿童的，自然是鲁迅笔下的“怯者”。他们面对共产党的蛮横，表现懦弱；但是面对弱小的儿童，他们抡起凶器，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英雄气概。我们看看共产党对待俄罗斯与台湾的不同态度，不是如出一辙吗？虽然他们自称与台湾是“血浓于水”。共产党在西藏与新疆对“少数民族”的屠杀，也正是因为这些民族是“少数”。对中国弱势群体，例如农民以及拆建户的逮捕、残杀、欺压，不正是因为他们无权、无钱、无势、手无寸铁吗？对网民言论的任意封杀，也是这种心态。
之所以说，这是中国的民族性，是因为这种人多，能够像杨佳那样，把矛头对着欺压他的强势警察，这样的中国人只是凤毛麟角。共产党使这种丑陋的民族性发扬光大，因为他们身教重于言教，更是制造与激化许多社会矛盾，为这些凶手创造逼使他们发狂的条件。
毛泽东在“愚公移山”里期望中国人“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推翻三座大山；可是鲁迅在诅咒中国这些野蛮的怯懦者：“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问题何时是末世？
我们算算看，毛泽东是一世，邓小平是二世，江泽民是三世，现在胡锦涛是四世。他们都以愤怒的姿态对自己的子民，与有领土野心的国家与地区；反之，就马屁连连，赔上笑脸，尤其我们看看俄罗斯当局如何杀死中国人，如何欺负那里的华商，中共屁也不敢放一声，因为胡锦涛、温家宝成长的年代，正是俄罗斯人成为他们 “老大哥”的年代，共产党现在手里的特权，也是当年苏联共产党帮他们抢来的。
这些残杀事件震惊国人，但是国人除了哀号，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尤其是泰兴，有30多名左右幼童被砍伤，当局不承认有死亡，但是又不允许家长到医院探望他们受伤的儿女。这些儿童在最恐惧时，只有家长可以安慰他们，政府却不许家长去探望，这不但显示共产党的毫无人性，也表明其中必然有许多不可告人的黑幕。
泰兴所属的泰州市，是胡锦涛度过孩提与少年时代的地方，但是胡锦涛完全没有表示对这些小孩的关心。胡爷爷与连爷爷还坐在上海世博贵宾席上，兴奋的欣赏中国崛起与“繁荣昌盛”的场面。中国著名作家韩寒为此写了一篇“孩子们，你们扫了爷爷的兴”的讽刺文章。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只是非常的诧异，泰州政府通过了封锁消息，封锁医院，控制媒体，禁止探望，转移视线，等手段，居然成功的将人们对于杀手的愤怒转移到了自己身上，这是何苦。你以为他有什么目的，其实不是的，除了要配合世博会《和谐欢歌》以外，这只是惯性，是政府处理类似事件的习惯，是七步曲：
吃饭喝酒到一半，出事了──隐瞒，隔离，撤媒体，发禁令，发通稿，赔钱，火化──继续吃饭喝酒。他们处理问题的手段不比凶手高尚多少，也难怪在网上看到有幼稚园挂出横幅──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
这种政府强化这种民族性，甚麽时候才是“末世”，还得看中国人自己是否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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