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一书三妹给朋友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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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你发来的叶维丽和马笑冬 的作品《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的前言和后记。真巧，我就是她们作品中所提及的新华社大院中长大的一个女儿，我家自一九五八年搬入新华社大院，直到一九七二年四月我父母从“五七干校”又回到北京后才搬离新华社大院，搬入外文局的宿舍。可是，读过叶维丽所写的的前言和后记后，我对这两个在美国生活多年又取得美国博士的作者非常失望。
从叶维丽写的前言和后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两个人虽然在美国生活多年，虽然取得美国博士学位，但是她们仍没有克服从小就接受的共产党思维方式和党文化的浸染，她们自身的浓厚的党文化与她们以后身处变化世界而产生的混乱思想竞相混杂便混成了现在这种大杂烩思想。从她们的前言和后记中不难看出，她们根本没有正确的历史视角，没有思辩能力，没有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身为美国历史博士却没有历史观，确实可悲。对她们的糊涂言论，实在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一一评说，既然你要我说说自己的意见，我只好稍稍点评一下。
她们说自己写的作品的“事情是中国的，而‘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美国的。”在我看来，单是这个“前言”和“后记”的“语境”就充满了中国共产党的 “语境”，其中许多表达方式还是共产党贴标签的方式，使用的说辞也都是五毛的套话说辞，当然这些套话说辞都是从共产党那来的。比如，前言和后记中屡屡出现的词汇 “冷战思维”，就是五毛攻击反共人士的套话和标签；再比如，前言和后记中“非黑即白”的说辞也是对彻底否定中共极权和彻底否定文革的标签；再比如，文中还引用了最典型的五毛散播的党话，即以“多元”为借口掩盖共产党的迫害史。多元本是对文化而言，中共却搬用和散布这个对文化而言的词汇来误导民众对罪恶滔天的共产党的认识也要多元，许多像叶维丽和马笑冬这样的亲共人士都急不可耐地、铺天盖地用这个多元之说来为中共辩护。这个多元之说根本禁不起简单的挑战，只要问问她们，在判决杀人犯的杀人罪时你怎么多元？是不是要多元一下去说说杀人犯做过的好事？对希特勒法西斯政权是不是也要多元地去加以评判？那么，对杀害八千万中国人民的罪大恶极的中共极权政权又如何使用文化的多元概念来判断？中共为了招架对它的罄竹难书的罪恶的揭露，散布了许多这类对应的套话说辞。为了“守护”中共的统治史，叶维丽在前言和后记中不断地使用中共这类用来招架对应的主要的套话说辞。
这两位女博士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无知，但她们却也要说上两句不得要领、是似而非的话。她们的历史视角和对历史的判断的问题就更大了，叶维丽说“但我仍然感到对那个复杂时代单一的叙述是有问题的。这不仅因为它不符合我个人观察世界的多元、分析、开放的基本态度，也因为它太贴近冷战胜方的历史观。”对她们来说，对中共极权的判断和对中共迫害史的判断既要“多元和开放”，还不要 “太贴近冷战胜方的历史观”，似乎共产党的过去不是罪大恶极，似乎中共现在已经放下屠刀不再迫害中国百姓。把她们这段吞吞吐吐的话说透了，就是，不要“太贴近”西方坚守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她们的历史观就是这么一大堆是似而非的党话垃圾。她们对中共的感觉和判断根本就不符合过去中共所作所为的史实，也不符合现今中共所作所为的事实。
叶维丽在前言中还不置可否地提到“革命”，给人印象还是吞吞吐吐的说得不清不楚。前言和后记中这类混淆大是大非的含糊不清的话比比皆是，如：“几乎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污渍，都有不堪回首之处。” 下面这段更是西方左派耸人听闻的渲染：“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变得天下太平，而是充斥着血腥的种族残杀，激烈的宗教冲突，帝国主义改头换面的复兴，资本全球性的横行，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女性地位的继续下降和触目惊心的环境危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十分不确定的世界。‘历史’并无终结的迹象。”其中对“帝国主义”的描述令人啼笑皆非，不知她们是否现在还把中共的“帝国主义”的标签按在美国头上？
西方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叶维丽所渲染的那些问题，而是西方世界认不清中共极权邪恶本质和认不清共产主义扭曲人性的问题，西方左派对共产主义的幼稚狂热使他们在历史上多次失误，这是几十年来西方与极权国家打交道中一直存在的问题；现在则是西方大企业和政府由于贪婪经济利益对中共极权妥协、无视本国民主建国理念的问题。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近几十年中的飞速完善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不是问题，而近二十年中共极权政府利用人性的贪婪以经济利益把世界拉向世界性堕落才是当前世界面对的最大问题。虽然谷歌的行动让我们看到大公司追求正义和自由的一个实例，但是面对中共的巨大的利益诱惑，放弃谷歌的“不作恶”原则的西方大公司仍然居多，这才是我们应该担忧的问题。
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扭曲人性？因为它的核心价值是否定私有制，基于这个核心价值，大同思想则是不能实现的迷惑人的空想，无论用什么方式去实现大同空想都会剥夺人的自由和权利，都会最终导致邪恶的共产极权。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共产主义对人类的毁灭性的破坏，百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一亿七千万人死于非命，而其中近一半的受害人是中国人，他们死在我们父辈追求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成功后所建立的中共极权的迫害中，由此可以证明，中共极权政府是共产极权国家中最为邪恶和残酷的政府。
叶维丽在前言和后记中顾左右而言它，词不达意地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要“守护”中共极权的统治历史，可是她又不能把中共残酷的迫害史说圆，所以就这么胡诌成了这样的一锅胡粥，真是玷污了美国的博士学位。实在可悲。
虽然我与她们也是“一块布上裁下来的”，但是我对她们这种“守护”共产党罪恶历史的“语境”和思维感到极大的耻辱。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子弟如果不能反思自己父辈追求共产主义时的狂热的迷失，如果还对扭曲人性的共产主义抱有幻想，就还是没有搞清“‘我’是谁？”的问题，就还是在肮脏邪恶的党文化圈子中玷污自己。
三妹写于芝加哥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
附：《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的前言和后记
序言
叶维丽
这是一部两人口述的成长史。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马笑冬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均在海外，彼此仅是初交。相识未久即共同来做这件颇为个人的事情，似乎是唐突的。然而，初次见面时几个回合的问答，就使我们明白对方的“来历”，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识”。打量一下对方看来年龄相仿，听口音都是北京的，最关键的还是这样几句像接头暗号似的问话：“哪一届的？”“插过队吗？”一旦“接通”了，两个住在美国波士顿的中国女人几乎异口同声：“咱们都是老三届的。”
不久之后，我们就决定每个星期碰一次面，或晚上，或周末，坐下来，对着一部小录音机，“话说从前”。人到中年，想回过头去看看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这几乎是人“存在”的本能需要，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回首，从记事时讲起，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相继出国时为止。事情是中国的，而“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美国的。这不但因为我们的眼光和视野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的影响，也因为我们身处的环境是90年代中期的美国。恰恰由于那样的时间、那样的地点，使我们的“忆旧”少了一点中年人的闲在，而多了一些困惑。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冷战”结束，世界进入资本全球化的时期。于是在美国有人宣告“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的胜利。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西方公众眼中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基本上成为政治迫害史，在美国出版的若干部由中国人撰写的个人传记将这个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有几本在西方造成极大轰动，有些读书人如果只看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往往看的就是这里面的一本。一般来说，这些书的作者要么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受害者，要么是受害者的亲属，他们写的主要是政治运动的惨无人道。我因为有亲友被打成右派的遭遇和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对这些内容有相当的体会，对作者们十分同情。我理解他们想把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的心情。说实在的，他们所描写的不过是当年残酷政治迫害的一角而已，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历史，写下来都是交代和见证。
但我仍然感到对那个复杂时代单一的叙述是有问题的。这不仅因为它不符合我个人观察世界的多元、分析、开放的基本态度，也因为它太贴近冷战胜方的历史观 (cold war victor's version 0f history)。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一面倒的历史观是颇含深意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人类到了今天，除了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往其他的经验和探索都是彻底失败的、毫无价值的。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另类”思想和实践资源，人类真的走到了历史的终结。
同时，我也发现，如果用这类书籍的说法去套我个人的历史，我就得丢掉很多令人珍视的、对我至今仍然有意义的东西。那样我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讲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我和马笑冬最初做个人成长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对抗冷战后西方话语不容分说的霸权，守住自己不愿失去的历史。
我是学历史的。对百年来在中国几次出现的对自己历史的全盘否定，我深感惶惑。“五四”时
期曾高呼打倒象征传统文化的“孔家店”；1949年以后、特别是“极左”思潮肆虐时期，又一笔抹杀了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以至于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过去的偏颇进行艰难的反正。在今天，我们中国人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海外不去说了，即使在国内，由于中国近年来的令人目眩的飞速变化，使得有些年轻人觉得他们出生前的历史都是“前历史”，失去了参照的价值。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胡风曾经欢呼“时间开始了”，仿佛此前的历史不算“时间”。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令人心酸地、也富于讽刺地证明了胡风历史观的失误。难道今天我们中国人又要第三次和自己的历史决绝吗？一个无法从自身经验中汲取精神资源的民族是可悲的。但同时，我也明白虽然不能扔掉一切，也不是什么都该守护的。我们需要认真地清理自己的历史，包括我们做过的错事、走过的弯路；我们需要理性地审视过去的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马笑冬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反对全盘抹杀，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刻地自省。这使得我们做的事情有了某种“紧张”和难度。
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从一出生就得到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悉心塑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像我们的一样，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状态如此重合。清理这代人的历史，涉及如何评价共和国的历史。要讲这代人，就不能不讲“毛泽东时代”，不能不讲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能不讲“革命”的意识形态，更不能不讲“文化大革命”。在海外，以暴力为特征的红卫兵运动决定了这一代人
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形成对照的是，在国内，我们的同龄人更加偏爱上山下乡的峥嵘岁月，而对“文革”往往语焉不详。但我们这代人是无法回避“文革”的。
在开始做这个口述史时，我带着一个困惑，就是如何解释我们这代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所作所为。由于那一段经历，海内外对这代人众说纷纭。有人坚持“文革”前受的是“净化灵魂的教育”，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长大，“文革”的发生突如其来、莫名其妙。但若果真如此，该如何解释“文革”初期我们中间很多人凶神恶煞、伤天害理的行径？又有人说这代人从小就喝狼奶长大，只知道仇恨和阶级斗争，和“世界优秀文化”隔绝，成为“打砸抢”式的红卫兵顺理成章。但如果这代人生命的底色是黑暗的，从小灵魂就是扭曲的，又该如何解释他们在 “新时期” 伊始，即在各个领域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这个“后劲儿”是从哪里来的？插队的经历固然使我们这代人意识到中国社会不变不行，早年的教育有没有起作用？
对这代人成长过程截然不同的看法，体现出如何看待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困惑。正因为如此，认真的清理才更加必要。也许这件事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集腋成裘，我们这代人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一部故事，大家的故事凑在一起，就编织成一幅斑斓的历史画面。从个人来讲，从头梳理是追溯自己生命的纹路；从宏观上讲，也许能反映出中国近几十年来翻天覆地变化内在的逻辑、矛盾、冲突和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部口述史，既是个人的，也可以看做是关于一代人成长过程的两个个案。我们无意也无法代表任何他人，但我们自觉地把自己看做这一代人中的两个成员。不同于很多同代人仅关注“文革”前后的做法，我们从幼时讲起，时间跨度30多年，涉及了若干历史阶段。这样做，是想从头看看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试图对那个颇有争议的、关于我们这代人成长历程的问题梳理出自己的答案。
在叙述中，我们大量地涉及发生在家庭、学校、大院里的日常生活：少先队的队会干什么，一家人在周末去哪里，大院里是什么样的氛围；也回忆平时唱什么歌，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对我们绝非次要的点缀，而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培养和塑造了我们的志趣和性格。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能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提供具体的、有质感的说明。我们是怎样长大成人的，当然要涉及我们所经历的政治运动，“文革”时期的政治冲突无疑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但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对理解那个时代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应一般历史回忆中重视政治史，而轻视社会史、生活史的倾向；在西方出版的中国人写的回忆录中，这个倾向尤为明显。他们那样做从个人遭遇角度讲可以理解，但却无法涵盖丰富多面的大干世界，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复杂的历史经验，也容易落人本质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窠臼。
我们都是女性，成长在中国社会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年代，又在性别意识敏感的美国生活了多年。在今天的中国，女性的形象和我们当年有天壤之别。如何看待我们那一代女性走过的道路，是个众说不一、见仁见智的话题，也是我们当初决定做这部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带着“性别意识”的眼光，我们来审视自己作为女性成长的过程：怎么在十四五岁的“花季”、在不知不觉中脱下花裙子、穿上蓝布衣，成为“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一代；在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我们情感和经验的参照物是什么；作为“过来人”，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等等。今天来探讨这些问题，不但对我们那一代人，也对当代中国年轻女性仍然有意义。
在我们的生活中，母亲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对这一点，叶维丽多年前即有所感悟，马笑冬则在近年来一点一滴地追寻回味。西方的妇女研究很注意母女之间在性别意识和角色上的传承。我们的母亲均已去世，她们那一代人也大抵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生教师，她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延续。通过这部口述史，我们寄托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人，是一代一代繁衍的。我们成长史的叙述，从未曾谋面的祖辈开始。由于1949年以后片面的历史观，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自己的祖辈一无所知。在这里将他们的故事放在前面，有认祖归宗的意思，也想通过个人的家庭史，包括父母辈的革命史，沟通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将自己这一辈的骨肉生命与前辈们的接续上。这样做，也算是一种反抗历史遗忘的姿态吧。说到“革命”，这个在我们年轻时使用率极高的词，在“告别革命”的今天，已不时髦。革命是否已经过时，还要拭目以待，但以往革命的“遗产”确实有待清理。这个任务，对我们两个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成长在“革命时代”的人来说，有着多重含义和一言难尽的感慨。清理的对象不仅是外部的意识形态及父母辈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在我们身上的烙印。
历史从来就不是“自然”和“纯客观”的。我们不是在“记录历史”，而是在今天的语境中，用新的眼光，带着新的问题，来重新审视自以为烂熟于胸的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视野不断在开拓，我们的认识不断在深化，我们对自己更加了解。这个不断审视的过程，并没有因为我们口述史的结束而告终结，它使我们用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断地与过去对话，更加清醒地在今天生活。
我们两人中，马笑冬在拿到美国东北大学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后，于1999年秋返回国内，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目前已退休；我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历史教员。本书材料一部分来自我们两人90年代中期的录音记录，一部分来自此后我们做的文字补充，以及我作为原始材料整理和贯通者所做的编辑、补充和润色。在每章前我都添加了简短的前言。原始录音是对话的形式，目前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话的色彩，但大部分篇章都将两人的故事分开叙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每人的故事相对完整，而不致过于细碎。
这本书已出英文版，内容和中文版大同小异，又有所不同，因为读者对象完全不一样。英文版的对象是不了解中国现代史，又受到“冷战思维”严重影响的西方人；中文版的对象是国人，特别是我们的同代人。
在做这个成长史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身在海外，立足于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它唤醒我们久违的童真的欢悦，也触及我们内心深处的伤痛。我们诉说着，倾听着，有时互相补充，有时互相质疑。两人的故事穿插进行，揭示不同角度的思考，表现不同看法的撞击。虽然从地域、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而言，我们是“一块布上裁下来的”(cut from the same cloth)，这确实是我们这部成长史的局限所在，但一块布也能做出样式不同的衣服，同中有异，也许比完全不同更加有趣。
后记
叶维丽
“我”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十几年前，这是个十分困扰我的问题。
10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沧桑剧变，造成了我们中国人巨大的认同困惑。身在海外，我的困惑尤甚。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马笑冬着手做这个口述成长史时，不绝于耳的是“历史的终结”的胜利宣判和全球资本主义充满自信的进军步伐。在它大步的践踏之下，我个人的历史一时变得支离破碎、面目皆非。“我” 是谁，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自己去艰难求证的。做口述成长史的初衷，即源于我的认同危机。
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变得天下太平，而是充斥着血腥的种族残杀，激烈的宗教冲突，帝国主义改头换面的复兴，资本全球性的横行，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女性地位的继续下降和触目惊心的环境危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十分不确定的世界。“历史”并无终结的迹象。
十几年来，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也分别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一些变故，我曾不得不将口述录音的整理一度搁置。再将它拿起来时，进行这个工作本身成为我生活中的巨大支撑。在梳理个体经历的过程中，我寻找着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与延绵不绝的中国人的历史“链接”在一起。我奶奶临终前给“太太”下跪，我母亲在延安窑洞前晒她的病腿——这些画面在我眼前变得栩栩如生。通过奶奶和妈妈，历史和我有了骨血的联系。这联系是个体的，同时却有着宏大的、关乎众生的意义，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身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做“二姨太”的奶奶，到投身“一二.九运动”、成为共产党员的妈妈，到今天的我，仅仅3代人，我们跨越了多少路程！将“小我”置于不息的生命长河中，使我获得了某种“历史感”，我的经历也具有了某种“历史性”。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立无援，没着没落。
同时，梳理个人往事，使我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将自己过往的经历捡拾起来，细加审视，从中找出脉络、逻辑和关节处；重要的是，我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从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红卫兵”到改革开放之初各个领域的促进者这一巨大角色转变中看到了希望。毕竟人是可以获得历史主体性的，不会总是任人拿捏的工具。尽管这很难，但不是做不到。
回答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是个不断自我考问而又自我肯定的反复求证过程，它是开放式的，不断提出问题的，而不是断然作出结论的。
今天，我可以说：我是我妈妈的女儿。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生育了我，更因为她的精神在继续滋养着我。从小，是她告诉我：做女人，要争气。
我生命的“底色”奠定于“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作为一个孩子，那个时代教给我的，是相信光明，追求上进，凡事要认真。
“文革”前后的经历，让我对这个世界多了几分怀疑；在内心深处，我开始抵触绝对的权威，一统的精神和违反人道的政治。
农村5年的生活，让我的脚跟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从此我多了一份对“受苦人”的认同，少了一份城里人的轻狂，做人有了一些根基。
这“有根”的感觉，是我到美国后才体会到的。在那个陌生、奇异而又富足的环境里，我没有迷乱张皇，妄自菲薄。
同时，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和经历，也让我逐渐对世界采取一种开放、理解、分析和批判的态度。我眼中的事物，也开始呈现出它们的复杂、多面、矛盾、悖论和变动，呈现出它们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而不再仅仅是黑白两色。对于我这样一个受过“17年”正统教育、从小就被告知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规律”的人，一个经历了10年“文革”、总被强迫用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这个变化是深刻的。我出国时国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我到美国后所经历的视野的开拓和观察事物方式的改变，也算是我个人的一场小小的思想解放吧。20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从学生变成了在大学教书的教员。每日耳濡目染，对美国社会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曾经令我不解、近年来却让我见怪不怪的是，那种非黑即白、“一面倒” 的思维方式，却在一个号称自由、多元的国家颇有市场，我原以为它只是信息封闭国家的特产呢。慢慢地我意识到，如果说中国在80年代以来解构了许多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念，那么美国作为冷战胜方，非但没有经历反思，反倒在一些人当中强化了“道德拥有者”、真理化身的倾向。
而我，已再无法接受唯我独尊、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不管它是“中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披着什么样外衣。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我质疑西方某些人所代表的傲慢、绝对的“冷战胜方”的历史观。我对它的回答，就是认认真真地梳理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坏的摒弃，好的留下。对我来说，求证仍在艰难地进行中。
我下一步要做的，是想通过梳理父母那一辈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三八式”知识青年的经历，来反思中国革命复杂的历史遗产。
细心的读者会记得，我曾在1998年去过一次延安，踏访1941年重病中母亲的足迹。从那以后，我陆续访问了数十位那一代的革命者，其中大半人今天已经辞世。我曾经十分健壮的父亲如今也已严重中风失语。很快，那一代人就将彻底离别我们而去。我这个当年在别人眼中不那么“革命”的人，在“告别革命”的今天，倒是不想轻松地道别，而是想要好好清理一下革命的是非功过。毕竟，那是一段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要的历史，在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梳理个人的历史，也使我更加意识到全面认真清理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遗产”的重要性。我和马笑冬所作的成长史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清理工作是一个全方位的、复杂浩大的思想工程，却是我们中国人不能回避的。对待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似是而非，一笔糊涂账，而应勇敢直面，不管它会勾起多少难堪甚至痛苦的回忆。
有笔债在我心中日益沉重，那就是作为“老三届”一代人，我们对“文革”初期“红卫兵”暴力进行的反思和清算还远远不够，以至于我们的子女对那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几乎毫不知情。也许这样的集体失忆背后有重要的政治原因，和“文革”结束后形成的、为了经济发展一切“向前看”(向钱看)的国家“历史政策” 有关。但对历史终究是无法欠账的，越不勇于正视，就越容易导致对历史“非黑即白”式的全盘抹杀、全部否定。到头来，恶果还是要自己吃。值得欣慰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代人已经开始正视自己“文革”初期的历史，开始反思，认错，道歉。据我所知，在一些原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同学的聚会上，出现了当年伤害过同学的“老红卫兵”向被伤害同学沉痛道歉的场面。与此同时，“文革”初期女附中师生代表会的负责人，也在仔细回忆和认真思考女附中“文革”初期的历史，并问自己：为什么“文革”中北京市第一起恶性暴力事件会发生在一所有名的女校？我们当年所受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她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在书中问的。这位当年的学生负责人还多次拜访8月5号被打的5位校领导中唯一的幸存者梅树民老师，倾听梅老师压抑多年的愤懑，反复地、真诚地为当天没有保护好老师们向梅老师道歉。
去年(2007年)是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成立90周年。值此大庆之际，以老三届为主的一些校友们提出不该忘却卞仲耘校长 “文革”初期被学生毒打折磨致死的惨剧。为了记住这一女附中历史上的奇耻，更为了警示后人，校友们、特别是众多的老三届学生们，纷纷捐款，为卞校长建立一座雕像，以志永久的纪念。从1966年算起，42年过去了，卞校长的老伴王先生已是87岁高龄，这一天等得太久了。但我们毕竟没有忘记，我们又岂敢遗忘！
几乎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污渍，都有不堪回首之处。近年来，不论是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方式，还是用加拿大总理(向原住民儿童)道歉的方式，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纷纷直面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寻求真相，并就过去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向受害者或其后代公开表达遗憾和悔恨之意，承诺不容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
个人的反省不能替代国家的道歉。我们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国家的行为也不能代替我们每个人的态度。众人拾柴火焰高，民众的推动可以对国家起促进作用。一个有“清洁的精神”的国家，它的良知应该根植在每一个公民的心上。这良知不仅体现在此次四川大地震后举国上下所显示出的仁爱之心，也应体现在一个民族勇于面对自己历史的真相、敢于承担道义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谅解，是一个和谐社会坚实的基石。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
今天，我们这代人已经鬓发灰白，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退居历史舞台的边角。该是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清洗历史的伤口，认真偿还历史欠账的时候了。于无声处，聚光灯外，我的校友们，我的老三届的朋友们，正在实实在在地这样去做。虽然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但开始了就好。我深受感动。我自己说了这么多，该讲讲我的合作者马笑冬了。她在重病中。她的病已不可逆转，她的生命在一点一滴中被销蚀。想到当年她是那么一个要强、出类拔萃的女性，我的心中只有悲哀。
马笑冬1999年从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社会学，同时投身于对贫困地区妇女婚姻和生育健康的研究。她选择的“点”，恰恰是她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提到的、她当记者时采访过的陕北某贫困县。在美国生活10年，她未敢忘怀那块土地。她对女性问题的关心和她与中国农村的不解之缘，已在本书中充分表达。实际上，她在美国写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的。回国后，她多次在陕北的村庄里和老乡共度春节。她对我说，在她／他们中间，她感到“自在”；谈起“她的”两个村子和那里的婆姨娃娃，她的眼睛发亮。她上海的同事们大惑不解：她为什么放着大城市舒适的生活不过，总是往最穷的地方跑。看过这本书，读者们也许会对马笑冬多一点理解。在病倒之前，她正着手写一篇关于陕北的文章，题目是《黄土地，我对你说》。她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惜再也无法说了。
妇女问题、性别问题、城乡二元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贯穿在本书若干章节中。它们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至关重要。我们过去的经历，给我们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参照。马笑冬回国后，身体力行，继续着对它们的探索。“过去”和“今天”用这样一种令人感动的方式承续着。在马笑冬身上凝聚着我们这代人美好的品质：“不可悔改”的理想主义，对社会正义的执著追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奉献精神。在商业社会的今天，它们已不合时宜；唯如此，更凸现出它们的真诚和可贵。
近乡情怯。献上一本由两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中国女性讲述自己成长经历的小书，令我心情紧张。比起同代的很多人，我们的经历(尤其是我的)实在平常，既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大起大伏。我深知，由于出身、背景和经历，我们的认知受到诸多局限。只是因为我们身在海外，和中国的事情有了一定的距离，也有着一些格外的感触，才由此生出仔细梳理过去的想法。我等待着读者的批评，更希望这本书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特别我们这一代人，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回顾和反思。这样出来的历史，才能较为接近我们所经历的大干时代，它也将是我们能够留给后代的最好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