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原副市长王雁峰 资料图
大同原副市长落马幕后
出一场矿难，倒下一批干部；抓一个矿主，咬出成群官员。
4月上旬，晋北的大同市发生4.5级地震。无人知晓，另一场“地震”正在大同酝酿。
大同市市委常委王雁峰，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是在4月11日下午。彼时，大同市人代会正在举行闭幕式。此后不久，王雁峰被进驻大同的纪委人员双规；接着，大同市南郊区检察长冯志勇亦步其后尘。
双规
此前数日，已经匿迹3年多的大同前公安局长申公元比王雁峰“先行一步”。大同市纪委办公室的一位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两个人是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上级纪委亲自查的，我们虽然上了一些人，但都是跑跑腿。”大同纪委上述人员说，“我们并不了解核心案情。”
山西省纪委对此案件已做内部通报：在大同开煤矿的温州籍矿主李克伟瞒报一起大矿难，后被通缉；申公元为李克伟提供保护，涉嫌“窝藏”。
大同市的官方网站“领导简历”中，仍然显示着王雁峰的履历。王雁峰生于1952年8月，河北曲阳人，在职大学学历。王雁峰1968年参加工作，从大同市杏儿沟煤矿的采煤工做起，后来逐步升任该矿副矿长。1979年1月，王雁峰调任大同市青磁窑煤矿，历任副矿长、矿长。
1988年起，王雁峰任大同市经委副主任；1996年6月，担任大同市经委主任、党组书记；1998年7月任大同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2008年王雁峰担任大同市委常委，负责机关党务。
“王雁峰平时为人很不错。”一位当地与其相识的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当地人认为，王雁峰是被矿难“瞒报”所累。
“封口”
“拖累”王雁峰的矿难，发生在大同左云县店湾镇范家寺村的红窑沟煤矿。这一矿难的瞒报情况，曾震惊了中央。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矿难发生于 2004年12月17日。因井下运输皮带起火，红窑沟煤矿煤层被引燃，死亡人数不明。
矿主李克伟今年40岁，是浙江温州平阳人，在大同市拥有南郊区高峰、古店和左云县红窑沟、同兴等多座煤矿，人称“大同第一温州煤商”。
在2009年底“温州煤商山西维权运动”中，却不见李的踪影。彼时的他，正被山西警方网上通缉。
大同知情人士介绍说，矿主李克伟在红窑沟矿难发生后，没有组织抢险，而是立即封住了井口，数月后才打开井口转移尸体。
封住井口的同时，必须对当地官员和媒体“封口”，这是隐瞒矿难的潜规则。矿难发生时，申公元是大同公安局长；王雁峰是大同分管煤炭、安全的副市长。
一个在当地官场流传的说法，李为摆平瞒报之事，曾向申、王等多名官员进行利益输送。
4月25日上午，《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来到左云县范家寺村，发现村后的红窑沟煤矿已不复存在：山坡下的一块平地，种满了密密麻麻的杨树；只有连片的黑色土壤，显示这里曾是煤矿的煤场。
附近矿工住过的大批窑洞，洞口均被破坏；洞内很干净，连纸片都很难找到。很明显，有人打扫过。
在村民指点下，《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找到了位于半山腰的昔日坑口，其已被推土机彻底填平，但推土机履带的痕迹还很明显；坑口上方的山坡上，种着一尺高的小松树。
坑口对面的一棵灌木上，拴着一幅白布，上印4个大字：红色的“危险”，黑色的“死人”。
煤殇
当时井下有多少矿工？社会各界对此说法不一，有3个版本：不到10人，80多人，200多人。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山西一媒体在2005年秋，曾联合四川媒体一起披露此事，并查到了个别遇难者。
参与报道此事的当地记者对《财经国家周刊》说，2005年9月报社接到矿工举报后，派其去红窑沟煤矿，彼时距矿难发生日已9个月，“但那里的山头还到处冒烟，一群工人仍在紧张灭火”，“稿件见报后，这群工人立即失踪”。
这位记者当时采访过刘从科、何坤国、夏永菊等多名矿工和家属，何坤国下井抬过遗体，夏永菊的骡子死在井下……这些均有音像资料；记者甚至找到了一名遇难者——四川江油市九岭乡粉石村的张远华，其遗体被矿方拉到内蒙古火化后，家属得到9万元赔偿。
红窑沟煤矿当时在井下开采7#、8#、11#、14#、14#1、14#2等7个煤层，每个煤层都有大量的矿工和骡子在干活；而采矿证只允许开采11#煤层——这是典型的越层开采，严重违法。
刘从科、何坤国、夏永菊的手机，现已变成“空号”。
在网上搜索红窑沟煤矿，跟帖总有一首《哀悼死难矿工》的诗，其中有“被挖空的煤井张开魔鬼的黑口，亿万尖利的黑牙噬咬住80个矿工的身躯”的诗句。
范家寺村民田二称，李克伟2003年买下该矿后，赶走了所有本地从业者，管理层全是浙江人，矿工多是四川人，“出事那天村里人也知道，但根本进不了现场。”加之无亲属在井下，所以不太关心。
记者离开红窑沟时，当地突然飘起大雪。
“咬”与“反咬”
红窑沟煤矿老板李克伟是投案自首的，现被羁押在河北省。
李克伟的煤矿，多数集中在大同南郊区高山镇。
去年4月李克伟刚被通缉之时，大同市南郊区财政局局长、前高山镇镇长孙国毅的遗体却在天津渤海湾中被发现，死因不明。
诸多大同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孙国毅的“意外”死亡，很可能与李克伟案有关。
“李克伟是聪明人，他要求必须关在外省。”大同市一驻地媒体负责人说。
李克伟归案后，第一个“咬”出的是大同市公安局前局长申公元。
4月下旬，《财经国家周刊》在山西采访时获悉，申公元和在北京做生意的儿子已被太原市检察院正式批捕。
大同公安局一中层干部悄悄说，纪委专案组已传唤多名大同公安；一些人惶惶不可终日，“有几个中层居然每天关机，连人都找不见了。”
大同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王文成是其中之一。“公安是军事化单位，人都找不见，不是潜逃是什么？”当地公安部门一位人士说。
王文成和大同市公安局前经侦支队支队长高建勋，号称申公元的“左膀右臂”，“一个是打人的，一个是弄钱的。”所谓“弄钱，就是到处查税，替代税务部门收税款和罚款”。
高建勋在大同最著名的事件是“岳母坠楼”：彼时，高正和大同电视台一女主持人打得火热，高的岳母到女婿“齿欣大厦”的办公室劝其不要如此；随后，岳母便在女婿办公地“意外坠楼”身亡，公安局做出了“自杀”的结论，但社会却传言纷纷。
今年4月下旬，高建勋亦被双规。
“矿难黑幕”
红窑沟煤矿所在的左云县店湾镇，有个左云综合技校，校长马文有从事山区职业教育近50年。马文有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红窑沟煤矿原是左云综合技校和范家寺原村支书范刚合办，挂靠在同煤集团劳动服务公司。2003年，左云综合技校和范刚发生矛盾，遂产生1000万元售矿的念头。
随后，马文有在学校的办公室首次见到李克伟，双方几乎没怎么谈就以950万元成交，“李克伟很痛快，敢想敢干。”
马文有听说，李克伟最初在大同南郊区“井下拉平车”，后来才逐渐承包煤矿发了家。
这几乎是所有温州平阳煤商发家的轨迹：上世纪80-90年代，善于井巷工程的他们，经常被穷困潦倒的山西煤矿承包者“拿煤矿抵工资”，“被股东”的温州人成为最早一批煤商；2003年煤价暴涨后，温州民间资本大量涌进煤矿行业，造就了第二代温州煤商。
李克伟显然属于“第一代”。马文有认为，“他在南郊区挣了钱；但在左云出了矿难，肯定是赔了。”
说起李克伟煤矿大规模越层开采，马文有认为“矿老板个人素质不行，文化程度不高。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监管人员不监管，以收钱为目的造成的”。
尾随红窑沟矿难，左云先后爆发2005年“12.28”范家寺宝源煤矿、2006年“5.18”张家场乡新井煤矿、2007年“9.19”水窑乡东沟煤矿3起矿难，分别导致20人、56人和21人遇难。
这3起矿难几乎和红窑沟矿难如出一辙：严重超层越界，通风系统紊乱，大量农用三轮车下井乱挖乱采；劳动组织混乱，严重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安全管理混乱，工人不戴自救器，矿灯自备、自充电，使用非矿用电缆、非阻燃皮带……
另外，“12.28”和“5.18”矿难均存在严重的瞒报；在新井矿难现场，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李毅中痛斥“虽六证齐全，但实际上是五毒俱全”。
出一场矿难，倒下一批干部；抓一个矿主，咬出成群官员。
红窑沟到底一次能下井多少人？马文有说，在李克伟接手前就超过100多人；但李克伟接手后，居然同时开采7个煤层，严重超产，下井人数无法估计，“我估计李克伟也不知道井下有多少人。”
正因为民营煤矿普遍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执法单位很容易拿捏住煤矿的短处。马文有说，“李克伟一个外地人在这里开矿，要想站住脚，肯定要找一些当地的靠山。”
王雁峰和“窝藏”李克伟的申公元，是否担任了这一角色？
一份举报材料显示：2006年9月30日，李克伟在大同南郊的高峰煤矿再发矿难，有安全类纸媒记者于当年10月2日去采访，被李克伟手下人阻拦并抢走摄像机、照相机和手机；后来当地110的6队出警，“队长却让手下应付一下，不能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