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左日记-我亲历的江西“三查”与“民办枪毙”

作者:汝其 发表:2010-05-16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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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10日星期六

八月五日起召开的省革委三次全会,今天结束。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一个新的对敌斗争的高潮。

1968 年8月20日星期二

省革委三次全会结束以后,各地迅速行动,立即掀起“三查”运动的高潮,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被揪了出来,但也有不少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老杨负责统计每天各地报来的斗争对象自杀数字。他忧心忡忡拿着报表对我说,开展“三查”才个把星期,全省自杀人数已超过五千,不得了呀!我说,我们的报表每天都上报领导了,他们是清楚的。

1968年8月24日星期六

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在公安厅支左的老陈谈了上午公安厅发生的一件事。

一位同志从外地出差回来,带了一些毛主席像章。他把像章从挎包里往办公桌上一倒,很多人都围拢上来抢,很快就抢光了,一位同志刚从办公室外边走进来,见到这个场面就说:“你出差捞了这么多的‘稻草’(指像章)回来,也不给我留一枚。”说罢就上来夺他手中剩下的一枚。他说:“我自己就剩这么一根‘稻草’了,你也要来夺。”两人正在抢夺中,旁边一个人听了,便说,“你们二人把毛主席像章说成是‘稻草’,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毒攻击,是现行反革命!”于是大家立即对这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现场批斗。那位夺得毛主席像章的人,为了表达自己是衷心热爱毛主席的,当即把汗衫脱下,将像章后面的别针插进胸脯的肌肉里,别在胸脯上,只见鲜血从胸前直流,流到裤子上,……即使这样,他也没有获得人们对他的同情,批斗会照样继续进行,一直到中午十二点才散会。

老陈说,他觉得这样搞,有点太过分了,但他不敢说,害怕革命群众说他右倾,对毛主席没有感情。

看来,那两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还得戴下去,那位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的肌肉里会别到何时?天气这样炎热,他就不怕发炎、化脓?

1968年9月7日星期六

江西开展“三查”运动的影响,已经波及到国外。

下午,外交部来电:据我国驻刚果(布)大使馆反映,驻在江西的水电部×工程局派有一个工程队,帮助刚果(布)建设一水电站。最近,这个工程队不少人 (大部分是技术人员,也有工人)到大使馆反映,他们纷纷收到国内亲属来信,说他们在运动中,被群众揭发有严重问题,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已没有资格援外,要他们自动申请回国,接受群众审查,否则从严处理。我国驻刚果(布)使馆人员说,刚果(布)与刚果(金)(即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只相隔一条刚果河,游泳就可以过去。而刚果(金)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问题处理不好,当事人随时可能游过刚果河,到东部的刚果(金)申请避难。外交部把情况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指示,由江西省革委,立即派人调查处理。

卜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并让小李一同前往。

1968年9月 8日星期日

水电部×工程局的施工地点在南城县的洪门水库。

清晨六点,我们就驱车前往。上午十点左右,到达南城。先到南城县人武部了解情况。
兼任南城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人武部长接待了我们。

他说,这个工程局在洪门水库担负建设地下水电站的任务,把一个不大不小的山几乎掏空了,电站全部建在这座掏空的山中。他们是属于地专级的单位,没把县里放在眼里。

这个单位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武斗就搞得很凶。那还是去年二月,他们刚开始起来闹革命。造反派逼着该单位的武装部长要枪,武装部长不给,被他们几乎打死,县里知道后,就以他是 “反革命”的名义,将他拘留。实际是“监护”。现在还押在监狱里。

饭后,在县人武部长的陪同下,我到监狱里去探望了这位武装部长。

这是一位山东大汉,至今仍不能站立。他坐在铺在地上的席子上,向我们谈了他被斗挨打的经过。

造反派逼他要枪,他被打得没法,就胡说:“枪藏在附近一座布满荆棘的悬崖绝壁上。他们派了几个勇士,费尽力气,终于爬了上去,什么也没有找着,返回时有一个险些丧命,于是对我又是一顿毒打。我就说,放在水库的大坝底下。那时候,正是数九寒天,他们派了几个小伙子,喝足了白酒,光身潜入水库大坝底下,还是什么也没有捞着。这回打得更厉害了。这时候,幸亏县里把我拘留到这里来,否则,我早被他们打死了。”

到了洪门水库以后,才知道电站已经完工,等待验收。工程局的机关和施工人员已经转移到赣西北靖安县的新的工地去了。这里只留下少数留守人员。他们说,不了解情况。

为了不虚此行,我们找到了电站的建设单位的领导谈了谈。他说,工程局的阶级斗争搞得很凶,特别是开展“三查”运动以来。一些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纷纷自杀。他举了两个极为悲壮的例子。

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在办公室的走廊上,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 这时,走廊两旁各个办公室的门口挤满了围观的人,他们个个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他们眼看着自杀者将肠子一节节的剪下,血淋淋地落在走廊的水泥地板上,地板被血染红了。自杀者在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上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咽气了。

另一个自杀者在挨斗的时候,被称为顽固不化者。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顽固不化,找了几个(根)三四寸长的四方形的土铁钉,趁上厕所之机硬是用砖头将一枚铁钉打进头部的颅腔,另一枚打进一半,他倒下了。当看守人员见他久久不出来,闯进厕所时,他已不能说话。后来死于送往医院的途中。

我是毛骨悚然听完电站建设甲方负责人讲完这两个自杀者的故事的。

这是一座人间地狱。不知道他们在斗争中使用了哪些残酷的刑讯逼供的手段,才逼得这两位自杀者采取如此残忍而壮烈的手段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然而,当我们问及这方面的情况时,这位甲方负责人却闭口不谈。他说:“工程局有一位老管理员,也是老革命了,你们可以把他带到县里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可以如实反映情况。”

晚饭后,我们把那位老管理员一同带到南城县。没有想到,工程局的保卫组负责人竟开着小车尾随而来。他阻止管理员同我们接触。

1968年9月9日星期一

上午九点,县人武部长来找我。他说,县革委正在开常委会,工程局的那个保卫组长闯进来硬是不走,他们对他毫无办法。让我去把他请出去。

我立即打电话给南昌的卜明,把一天来了解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正好,保卫部的几个领导正在开会,他们商量了一下,让我转告南城县革委会,由县人武部立即把工程局的那位胆大包天的保卫组长拘留起来。

晚上回到南昌。向领导作了详细汇报。明天去靖安。

1968年9月10日星期二

上午,驱车直奔西北靖安县西边的九岭山的水电站工地。见到了工程局革委会李主任。他否认逼迫在运动中有问题的家属给援外职工去信,要求他们回国的事。他可能已经知道拘留了他们的保卫组长。对我们的调查,态度极为冷淡。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问题搞清楚,不是我们所能办到的。

回来向领导作了汇报。为了彻底揭开这个单位的盖子,省里决定,将他们革委会的全体成员,集中到南昌办学习班。

1968年9月11日星期三

外交部派来两个同志,了解我们对工程局援外人员家属问题的处理进展情况。我向他们汇报了三天来所作的工作。他们对我们的迅速行动表示满意。

1968 年9月25日星期三

接待组向我报告一个重要情况。

瑞金县一个干部来反映:二十二日县里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广东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敌人很猖狂,他们要杀我们,我们怎么办?要拿出成绩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二十三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七个人。他说,这个杀戒一开,不得了。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对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几天之内,可能全部杀光。

我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保卫部领导。

1968年9月25日星期三

接待组向我报告一个重要情况。

瑞金县一个干部来反映:二十二日县里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广东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敌人很猖狂,他们要杀我们,我们怎么办?要拿出成绩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二十三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七个人。他说,这个杀戒一开,不得了。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对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几天之内,可能全部杀光。

我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保卫部领导。

1968年9月26日星期四

瑞金县今天继续来人反映该县搞“民办枪毙”,乱杀多人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之内,全县各公社、大队大约杀了一百二十多人。大多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暗杀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真是骇人听闻!

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吗?

1968年10月22日星期二

群众专政组组长庆贺一行三人,去瑞金县调查“民办枪毙”,乱杀人的问题,共去了10天,昨晚归来。

他说,瑞金县各公社九月二十三日起至十月七日上,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有40多人是地富子弟,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四类分子。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

九月二十三日,杀34人;二十四日,杀90人;二十四日晚,县革委会徐主任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召集各公社干部开会,叫坚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又连续杀了三天。二十五日杀15人,二十六日杀16人,二十七日杀19人。到二十八日才基本刹住车。

瑞金县这次搞“民办枪毙”的,共有八个公社一个镇。其中杀得最多的是律阳公社,共杀了89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一半。这个公社从解放到现在才枪毙 34人。这次杀人相当于过去的两倍半还要多。

来源:支左日记(1967—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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