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潮丐“犀利哥”。（本报资料照片）
世界上没有犀利哥这个人，直到有人按下他的相机快门，拍下一张眯眼叼菸的颓废照片。一个本令行人走避唯恐不及的流浪汉从此有了哥的名号，亦被界定出犀利的强项，没错，他有过精神病，他学历不高，他语无伦次，但，那又如何？谁都没资格站在道德高地说三道四。因此，犀利哥现象变成一个可供两面解读的城市寓言。
犀利哥的刹那美态宁波出了一个登上国际报纸头版的“潮丐”, 眼神忧郁，嘴叼香菸，展臂横行，乍看还真有七分似郭富城。这样的乞儿至少比《十月围城》里的黎明可爱可亲，但当然，戏里黎明可比较可笑，跟周星驰的陈年老片《苏乞儿》可有一比，简直是不可原谅的港片笑话。
如今连大陆戏都长进到不会乱加这般胡闹角色了，偏偏港产片有，不能不说是“港式执着”。内地传媒亦曾报道，《十月围城》有些高谈爱国救国的对白台词，大陆的幕后参与者建议删去，因为太肉麻太滥情，反而是港方制作人员坚持要有，因为“这确是香港人的热情理想”云云。不知道可信程度有多少，但如果连黎明角色都能被香港电影人容忍，上述传闻想必极有可能。香港人终究天真善良。
中国大陆遍地流丐，潮丐当然不止一个，只要稍为留心，陆续有来。
去年我在苏州见过一个，但不一定适用“潮”字，或许应是“型”，可惜没用手机把他拍下。那是已有六十多岁的老先生了，沉默伫立在苏州一间服装店门外不远处，抬头望向远方，亦跟宁波“犀利哥”一样嘴叼香菸，满目空茫，似陶醉于伤痕累累的陈年往事，朱雀桥边，乌衣窄巷，昔日的豪门阔少如今沦落街头，或是为了某段情，或是因为某段恨，或更是缘于自身的沉沦或时代的巨变，如露如电，一切只在记忆里。
这有何“型”可言？让我描述一下此公造型：应是东北汉子，身材魁梧硬朗，腰背皆直，似在对抗八方风雨。脸容轮廓亦是经过斧削刀刻般有棱有角如从罗马神殿借来了塑像五官，但绝非光滑而是山重水叠地皱纹压着皱纹，纹理回旋宛若迷宫。然而最精彩的魅力来自唇上和下巴的白须，加上全往后束的及肩白发，白里有灰，层次分明地把头脸包着罩着，身穿一件破旧军人绿夹克，绿裤，身旁地上放着一根长长的挑竹和两个比衣服还破旧的夹克，简直是度身订做的江湖打扮，熟男气味四溢，型爆中国。
可是如同几乎所有型或不型的中国男人，你是不宜走近他的。走近了即觉臭觉俗觉傻，中国男人毕竟最多只宜远观而不合近赏。靠得太近，大家都似乞丐。
话说回来, 宁波“潮丐”成名之后，被拍下许多照片，有时候穿男装，有时候穿女裙，造型或寻常或怪诞，但皆跟最初的潮照味道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潮丐”也者，也只是某个角度某个姿势下的视觉产物，充其量也只是个“霎眼娇”，并不代表其人本身具备什么超凡魅力。
或者换个角度说，魅力来自于摄影者的影像捕捉效果，跟被拍者没有太大关系，如果这张照片让人惊艳，获得最响亮掌声的人应是摄影者而不是那个瘦骨嶙峋的街头乞丐。然而“霎眼娇”仍然是娇，一秒钟的开心亦是开心，能够利用照相机替自己或别人寻得某个独特的美态角度而营造小小的快乐，已属功德。
数位照相机正为“自拍功德”提供了科技基础。
把相机握在手里，任何人──哪管平常如何被冷落漠视甚至嘲笑丑陋──都有机会为自己拍出一个可堪玩赏的美丽镜头。你先把脸侧向左边，按键狂拍几十下，再把脸侧向右边，又拍几十下；然后把嘴唇嘟起来，再拍；再然后高拍之后再低炒，在不同位置不同光线不同背景下把个人五官记录下来，最后拍出一组称心满意的自我影像也因此稳固安抚了心底的自我形象。
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美丽照片，不必理会别人有何感想，只要自己觉得快乐，便足够了。照片中人不一定是百分百的如“实”呈现，但仍然是活生生的你、有血有肉的你、确曾实实在在地站在照相机面前的你。你没有欺诈，你只是把理想寄寓于影像中，捕捉了自己的某种美态，某种别人从来不懂欣赏或没耐心欣赏的美态。当你把照片张贴在Facebook之上，表示你渴望别人用这角度来看你，其余的都不算数，这才算，这才是你，或，这才是你心甘情愿地承认的你，这张照片代表着你对世界的紫色憧憬，你欲告诉世人，你也有美丽动人的一刻。
有的，你是有的，只是别人从来不知，而那，是别人的遗憾，亦是你的；美丽常遭错过，宛若红花在暗巷灿烂盛开，终究可惜。幸好如今有了数位相机，有了Facebook，恭喜，你的美态终于有了驻足之所，你终于可以满足安睡。
Facebook上的你，永远不老。
如何谋杀犀利哥? “犀利哥”南下广州行catwalk，不知道会否顺道去一趟上海，在世博数以千场次计的文化活动中占个位置，在时装天桥上把屁股扭来扭去、故作娘态，让大家开开眼界？如果会，拜托，能否求求主办单位让犀利哥回复庐山真面目，别穿什么Gucci和Armani之类了，也别戴什么Versace黑墨镜了，就请他变回真身，重新把乞儿装披在身上，乱发垢脸，好让我们得见素颜之“美”。
说回到底犀利哥当初之所以“吸睛”，一来固然因为摄影者擅于掌握瞬间之美，卡嚓一声，把一个男人的雄姿俊态定影下来，二来则因那并非时尚天桥上的矫揉造作而是滚滚红尘里的自然步伐，我们意想不到乱世街头竟然有此男子，所以惊艳。 ──惊艳的快乐往往不在于“艳”而在于“惊”。一切都在安排之中和意料之外，便不美了。
所以我们没法想像买票入场，坐定定期待犀利哥出场能够成为一种美好的观赏经验。噱头是有的，但噱头只是热闹，热闹不一定快乐。
让我打个略带侮辱的比喻好了：把动物关在笼子里让游人遥遥欣赏，看哪，这是狮子，这是大象，一切都在期待之中，若有快乐，只能自“印证”，自己告诉自己，今天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些什么。一旦变成野生动物园，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坐车在园内四周巡回，在毫无期待下遇上狮子大象，快乐遂成久久难忘的深刻，尽管明明仍有一道车窗把两者隔开，心理感觉却是自己与动物有了第一身接触，零距离，无差距，两者之间多了熟悉亲近。
犀利哥当然不是狮子大象。他只是小白免。在街头转角处看见一只小白免，你可能高兴得眼眶泛红，但煞有介事地老远跑到动物园看免子，除了小孩或幼稚天真如小孩的港女，实难有什么喜悦可言。
以前有人描述过张爱玲：她是乱世佳人，世不乱，她也不佳了。犀利哥岂不如此？他是红尘里的浪者，颓废美态偶有可观，但当红尘不再、颓废不存，他便归零。天桥上，神情慌张，气急败坏，如同一个入错班房的小学生，好不可怜。
一道天桥，杀死了一个犀利哥。我们悼念致哀。
犀利哥本来就不是人。 “犀利哥”原先并非一个人物而只是一个现象，但当这个本名程国荣的江西男子愈活愈似犀利哥的时候，地球上便真的有了犀利哥这个人。犀利哥有血有肉了，像泥土被神吹了一口气，虽然不再像泥土，但已懂得言语说话了。
“犀利哥现象”从名号开始。
他本就不叫犀利哥，但传媒叫他做犀利哥，他便只好叫做犀利哥。在乡下也好，在街头也罢，哥前哥后都不算是常见的称呼习惯，尤其对一位出入精神病院的憨直男子来说，难以想像有人称哥；至于所谓犀利，更是跟他无缘，如果他有犀利之处，便不必潦倒街头、拾荒维生，成为城市暗角的一位弃置品。
世界上没有犀利哥这个人，直到有人按下他的相机快门，拍下一张眯眼叼菸的颓废照片。
正是这照片造就了一个人物。一个本令行人走避唯恐不及的流浪汉从此有了哥的名号，亦被界定出犀利的强项，没错，他有过精神病，他学历不高，他语无伦次，但，那又如何？安迪沃荷不是说每人都可以做十五分钟英雄吗？这十五分钟属于他，后现代传媒和网民在视觉上集体行淫，把一团泥巴吹建成一座美艺雕塑，让世人再一次赫然发现，原来到处有美、人人可美；而程国荣在扮演犀利哥的角色后得到了大名小利，也变得笑口常开，快乐起来了。虽然当犀利哥不再紧皱眉头时或会失去几分忧郁美感，但他的日子确是比较快乐了，这便够了，谁都没资格站在道德高地说三道四。因此，犀利哥现象变成一个可供两面解读的城市寓言。
在一个极端，你可以感叹，啊，这是多么虚伪的一场疯狂游戏，世人因为空虚无聊所以弄出这么一个乞丐王子聊作自娱，总有一天，幻梦破灭，犀利哥不再受人观看，反而变了最大的受害者。
可是在另一极端，你也可说人间的美态定义不必再定于一尊，庄严有它的美，颓废亦是，即使站到时装天桥上的犀利哥或许暂时不美了，但只要一息尚存，他仍有机会卷土重来，摆出另一个姿态抢眼吸睛。这场游戏松动了我们对美的定义权力，也empower了一个江西男子。
类似游戏其实不是第一次玩了，也必不是最后一次。这就是文化权力的拉拉扯扯，忽来忽去，所以我们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