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杜涛，是武汉惟一一个由大学老师改行当城管的人。华科大毕业后，当了5年华科大文华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老师，离开高校前是学生管理科科长。2009年5月，他参加全省公务员招考，去年底成为洪山区城管执法局梨园街中队的队员。（《武汉晚报》5月20日报道）
人生而平等，职业也无贵贱之分。大学老师转行当城管，网上的非议不少。假如杜涛当的不是城管，而是其他公职部门的公务员，或者进了公检法机关，这个新闻还会有这么大的动静吗？只能说，城管部门的口碑，和大学老师这个身份连在一起，才有了如此强烈的反响。多数人看到了大学老师该不该当城管，忽略了另外一个深层的问题，这就是大学老师为何要转行？
转行的大学老师绝非杜涛一个。以笔者所在的高校为例，仅法学专业老师转行当公务员的就有二位。转行后的他们，后悔的不是自己转错了行，而是觉得转行得太晚了。有位到税务部门工作的大学老师，很自豪如今的职业——收入增加就不说了，从衣食住行到社会地位，觉得今非昔比！
表面上看，大学老师转行为的是追求丰厚、可观的福利待遇。事实上，福利待遇只是一个诱因而已，这并不是大学老师转行的真实动因。如所周知，大学老师在工作时间方面的弹性较大，自主支配的时间较多，这种自由令多少人向往，也是当代社会幸福指数的重要考核指标。试想一下，对于衣食无忧者来说，还有比这种自由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吗？大学老师羡慕公务员，除了物质利益方面的因素之外，更多是高校的线性管理体制所致。大学老师的待遇民工化，不兼职、不走穴养家糊口也有压力；大学对教师的管理企业化，考核教师的条目之繁琐，堪称世界领先；任何一个指标完不成，就面临被扣钱的危险，哪怕你被考核为优秀只要有未达标的考核指标，对不住，想领走自己的基本津贴，那得看领导愿不愿意以人为本了。在企业化管理模式下，不少地方的大学老师变成了十项“全能冠军”，既得教书，还得编写教材，还得搞教改，还得写专著，还得发高档次的论文，还得申报项目，还得获得省部级以上的评奖，少一个都可能被鉴定为不合格。
难怪有人说，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北大清华不行了，他们的老师还不如地方大学的老师如此“全能”和“优秀”，北大清华能跨入世界一流吗？转行，摆脱现状，成为一种新的渴望。所以，大学里招聘个科长，博士、教授报名的都不罕见，当了官就可以不用被苛刻考核，就可以享受公仆待遇。当不了校内的官，和毕业生一起参加公务员考试，转行当公务员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转折？杜涛，不过是考上了公务员，却阴差阳错被分到城管部门而已。
古今中外，除了个别国家的某些非正常时期，教师的地位被公认较高。不少教授出国回来，最大的感受是到国外一说自己是教授，受到的尊敬更多。我们的大学老师，享有的尊严有多少，与中国大学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如果“教师很多人才被教育体制埋没了”，“连一个大学的老师都想转行，说明中国的教育非常的‘成功’”。长此以往，“ 中国这样下去还能有什么创造力”？（引号为网友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