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说，1949年被纪念为解放战争大胜利的一年，全国上下一片热闹喜庆。而遥在海峡彼岸，历史课本又将 1949年描绘成另一番景象。同一个年份，却有两个版本。台湾作家龙应台探访大江南北、重拾旧事，以1949年为基点写成《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记录那些被官方历史书籍忘却的人和事。龙应台本周专程来到荷兰莱顿大学就此书发表演讲。
龙应台表示她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内战结束六十年之后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思考：内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为何？牺牲的东西是什么？
反抗
龙应台说：“官方历史课本是为了政权利益而编写的。”在剪补之间，许多个人的伤痛被掩盖。她想用此书来昭示那些悲剧和伤痛。“用‘反抗’这个词来形容这本书显得很贴切。”她说。
“其实我很早就想写这个题材了。”龙应台说，“1989年时我在德国居住，当时柏林墙倒塌，我也刚生下我的二儿子，我就开始观察到德国和中国历史中的相似性。两个国家都经过了国家、人民和家庭的分离。而德国更是在那年经历了分离后的统一。”
虽然大陆和台湾两地官员交流日益频繁，但官方媒体以及在其引导下的民众仍然存在着内战对立心态。“这本书的出版正值中国大陆庆祝60周年国庆之前，记得当时大陆的精英媒体仍然在说 ‘1949年的今天，我们剿灭了多少多少国民党官兵......’，一种获胜者的沙文主义的调调。而在台湾，49年后从大陆来的‘外省人’也一直被看作是 ‘富有的剥削者’。”龙应台说，“我希望一种新的心态能够出现了吧。如果两岸民众不能看到彼此的伤口，就算领导人再多几次握手，两地局势还是不会最终稳定的。”
个人与集体的冲突
龙应台在书中将个人的经历描述放置在当时的历史事件之中。一方面是集体价值附加于个人之上的不可挥去的重量，而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在其中的自主抉择。
不管当时中国抗日战争以及接下来的内战输赢为何，剖析交叠的政权，剩下的往往是政权机器中个人的抉择与命运。而原本或许是最原始、最单纯的选择也会因为政权的改变而有强烈的效果反差。
龙应台举例说，台湾于1895年至1945年受日本的殖民统治。50年、三代人的统治，足以让民众将殖民政府接受为现实。为了能在其中出人头地，许多台湾年轻人志愿报名参加日军支援团。当时仅1000名的空缺，就有6000人报名。其中许多成功入选的被派到拉包儿监狱看管中国青年战俘。然而，当抗日战争胜利之时，一切被颠倒了过来。这些曾脱颖而出的台湾看守全被认定为是战犯，并被判处死刑。
龙应台拒绝在书中对个人选择做价值判断，“在台湾，‘公正’是被很有限、很有选择性地界定的”。而在她看来，“人”才是价值判断的出发点。难道因为他们“站在了另一派”就应该被唾弃、被牺牲、被杀害吗？
她以同样的框架来审视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内战过程中两党不惜以坑蒙拐骗的伎俩招兵买马，相煎太急，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包括龙应台的父母与哥哥)，40年不得再见。各据一方之后，台湾当局又在岛内对所谓共产党嫌疑人及其家属进行了白色恐怖事件；而在中国大陆也更是反右、反左、文革，斗争不断，死伤无数。双方为了各自政权的利益，个人的尊严不惜被随意践踏。
当然，纵观世界历史，这在许多国家都发生过。“个人太容易被当局所利用了。”她说。
“同时，我希望年轻的读者能在社会机器中做一个会思考的螺丝钉。不要一味抱怨社会或政权将你卷入其中。你要停下来想一想你的选择是站在历史的哪个位置。”龙应台说。
势不可挡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自去年9月份出版以来，已成为台湾和香港的销量冠军。而出版一周之后，北京却禁止关于此书的任何讨论。但网络和中国的盗版却为中国读者另辟蹊径。据龙应台所说，此书单在香港机场的一家书店中销售已达35万本，其中大多数购书者为途经香港的中国读者。
“我希望此书能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样中国的年轻读者能够了解到上一代人的悲哀与伤痛。”龙应台说。
主持人将龙应台介绍为“公共学者”，因为与其深埋在学府书卷之中、或直接对话政治领导人，龙应台更愿意将其经历与见识以简易的文字与民众共享。在 2006年她曾就“冰点”事件发表了给胡锦涛的一封公开信，但她认为民众其实才是最终决定社会进程的力量，因此她更喜欢以一个“讲故事的人”身份来自处。
当被问及她今后的计划时，龙应台打趣道：“写这本书对我自己的情感来说也十分沉重。现在我完成了，我就好好享受一番，比如来莱顿走走逛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