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作家苏雪林“反鲁”的鞭尸大作—非常值得一读！
苏雪林看问题十分透彻。1949年,胡适任北大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象铁桶一样围住了北平城,她从报上读到胡适的宣言,誓不撤退,要与北大同始终.这则消息使她大为惊骇,她慌忙写封快信给他,劝他万万不可这样固执,如果落到共产党手里,即使不遭杀身之祸,也受不了那无穷无尽的侮辱。所以胡适后来见到她,说她写的那封叫他快离北平的信,太叫他感动了。
这是她写给蔡元培的信,但是蔡元培并没有收到,她就在杂志上公开发表了.之后所有报纸都有一些无名小卒骂她,但是左翼巨头,如茅盾,丁玲们一个也没有站出来与她来个公开辩论,今天的人看见了不知怎样评价?
苏雪林说：『左派行事，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此次之事，无非利用先生名望地位，为鲁迅偶像装金，且借此为其宣传掩护。』
苏雪林（1897—1999），她生于大陆，终于台湾，葬于故乡安徽黄山市。她是一个奇女子，有李白、苏东坡的才华。可是她不爱搞文学创作，却爱好文化研究。她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在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被消灭了，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她最重要的著作《屈赋之迷》阐述了关于世界文化同属一源，中国文化并非闭门独造的观点。
苏雪林说:『"一个人总要有希望，才能充实。鲁迅却一切希望都没有，围绕他周围的既没有一个好人，对中国民族更认为病入膏肓，无从救药。他虽然自负能以锐利的解剖刀挖剔中国民族的‘国疮’，别人也都是这样赞许他。在虚无主义的鲁迅，解剖刀的乱挖，无非想听听病人的呼痛之声，来满足自己报复之念——因为他报复的对象是无限地广大的。何尝有将病人治愈的心理？”』
我觉得说得很贴切!
1931年苏雪林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平静的独居生活，使她赏心悦目，心广体胖，事业有成。她勤奋刻苦，一方面以爱心、耐心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一方面又在教书之余，努力著书立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与凌叔华、袁昌英一起被戏称为“珞珈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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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民先生道席：
比者鲁迅在沪逝世，鲁党推先生主持其葬仪，上海各界成立鲁迅纪念会，又推先生及宋庆龄女士为筹委，方将从事盛大宣传。先生太丘道广，爱才若渴，与鲁迅旧谊颇深，今为之料理身后诸事，亦复分可当为。雇兹事虽小，关系甚大，林窃有所见，不得不掬诚为先生陈之，幸先生之垂听焉。
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在五四时代，赞助新文化运动，诚有微劳，然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专以攻讦三数私人为事，其杂感文字自华盖集至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析其内容，攻讦彼个人所怨之“正人君子”者竟占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且回旋缴绕，百变而不穷：知青年之憎恶特权阶级也，则谓“正人君子”为特权阶级之帮闲者；知青年之憎恶军阀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军阀之哈巴狗；知青年憎恶帝国主义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帝国主义之勾结者之带言人。青年憎恶之对象屡变，则鲁迅笔锋所周纳之“正人君子”罪状亦屡变。后又推广其攻讦范围，以及胡适先生，曰“伪学者”，曰“王权拥护者”，曰“民族利益出卖者”，曰“杀戮知识阶级之刽子手”，甚至深文曲笔，隐示其为“汉奸”为“卖国者”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正人君子”及胡适先生在鲁迅“信手枭卢喝成采”神技超纵之下，体无完肤矣。青年对彼等之信仰完全失去，且随鲁迅而狺狺吠其后矣。夫女师大风潮，曲直谁在，为公所知，借曰直在鲁迅，而曲在“正人君子”，计亦非不共戴天之仇，引绳批根，至十余年而不已，果胡为者？且胡适先生从未开罪于彼，徒以与其所怨之“正人君子”接近，又以学问名望，较彼为高，足以撩其妒恨，是以烹老鼋而祸枯桑，连胡先生一并卷入漩涡。似此偏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行为，岂为士林之所寡闻，亦人类之罕睹，谓其心理非有甚深之病态焉，谅公亦难首肯。今日之青年崇拜鲁迅，有类疯狂，读其书而慕其为人，受其病态之心理之熏染，必将尽化为鲁迅而后已。夫青年者，国家之元气，民族之命脉，而亦先生所爱惜珍护，愈于头目心肝者也。过去只青年，受鲁迅人格之感化，堕落者比比然矣，现在，未来，尚有无量数天真纯洁之青年，亦将成为偏狭阴险，多疑善妒，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人，岂先生所雅愿者哉？先生从事教育事业，本欲青年皆成为健全之国民，今先生四十年努力所不足者，鲁迅一书败之而有余，天下事之可以太息痛心者，又宁有过于是哉？
二曰鲁迅之矛盾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鲁迅之得青年爱戴，在其左倾。然鲁迅思想，虚无悲观，且鄙视中国民族，以为根本不可救药，乃居然以革命战士自命，引导青年奋斗，人格矛盾如此，果何为哉？则曰鲁迅之左倾，非真有爱于共产主义也，非确信赤化政策之足为中国民族出路也，为利焉耳。今日之新文化已为左派垄断，宣传共产主义之书报，最得青年之欢迎，一报出之，不胫而走，一书出之，纸贵洛阳。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或谓鲁迅讽刺文笔之佳妙，不如肖伯纳，而口唱社会主义，身拥百万家财之一点，则颇相类（见1933、2、17大晚报社评），谁谓其言无所见耶？彼在上海安享丰厚之版税稿费，又复染指于政府支配下之某项经费。染指则亦已耳，乃又作理水小说，痛骂文化城之学者，以示一己之廉洁，欲盖弥彰，令人齿冷。其人格之矛盾，言之几不能使人置信，然则所谓文化大师者固一如此色厉内荏，无廉无耻之人物也！鲁迅之为人，又复好谄成癖，依傍门墙者，揣其意旨，争进谀辞，所谓“青年导师”、“思想界权威”、“革命斗士”、“民族解放战士”、“中国肖伯纳”、“中国高尔基”、“东方尼采”各种徽号，不可以屈指数；此风传播，报章杂志，语及鲁迅，必有一段滥恶不堪歌功颂德之词，读之殆欲令人胸次格格做三日恶。身死之后，颂扬尤烈，甚有尊之为“中国列宁”者。王莽篡汉，吏民上书者四十八万；魏宗贤秉政时，升生祠遍天下，配飨孔庙，林昔读史，常窃耻之，不图今日乃躬逢此盛也！窃尝谓中国政界固多争妍取怜之风，文坛亦有奔竞习，然今日青年之于鲁迅，几于鲁迅颦而颦，鲁迅笑而笑，鲁迅喷嚏而喷嚏，则诚过去文史所少见。然青年则如何，是皆鲁迅好谄之念所造成耳，盖鲁迅盘踞中国文坛十年，其所陷溺之人心，与其所损伤之元气，即再过十年亦难挽回恢复焉。
当鲁迅在世时，霸占上海文化界，密布爪牙，巧设圈套，或以威逼，或以利诱，务使全国文人皆归降于其麾下。有敢撄其锋者，则嗾其羽党，群起而攻，遭之者无不身败名裂，一蹶而不复振。文网之密，不啻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俞于瓜蔓之抄，正士钳口以自保，民众敢怒而不敢言，然后鲁迅乃得巍坐文坛，成为盟主，发纵指使，为所欲为，气焰之盛，至今文人语及，犹有谈虎色变之慨，生前威棱，可以想见。盖彼以劣迹多端，惧人揭发，又虚荣心极炽，欲常据其所谓“金交椅”者，非此则不能自保，且名位愈崇，愈可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用以吸收青年之信仰崇拜，果也，名利双收，生荣死哀，“世故老人”可以含笑地下矣！
鲁迅固以反帝战士自命也，而于逼我最盛之日本帝国主义独无一矢之遗。且匿迹内山书店，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且闻将以扶桑三岛为其终老之地。其赠日友携兰归国诗云“岂惜芳心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棘”，痛恶故国，输心日本之隐情，跃然纸上。反帝之人乃与我国大仇如斯亲匿，此虽鲁党亦百喙不能为之解者也。或曰鲁迅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耳，与私人友谊何？然林闻内山书店，乃某国浪人所开，实一侦探机关，前者道路流转，不忍听闻（见文艺座谈），鲁迅即不爱惜羽毛，嫌疑之际，亦当有以自处，乃始终匿迹其间，行踪诡秘，所为何事？且反帝之人又托庇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其行事尤为可耻。李大钊革命上绞台，陈独秀革命进牢狱，鲁迅革命而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嘻！
综上鲁迅之劣迹，吾人诚不能不呼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方当宣其罪状，告诸天下后世，俾人人加以唾骂，先生乃如此为之表彰，岂欲国人皆以鲁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之行为作模范乎？以先生之明，宁忍为此，殆亦有所蔽焉耳。
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底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批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亦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近闻鲁党议聚金为鲁迅立铜像，设鲁迅图书馆，发起各学校各界人民追悼会。又以鲁丧未得政府当局慰问，表示不满（见大公报）。若当局对鲁迅略表好感，则彼等宣传，可得合法之保障，国人观听，更将为之混淆，吾信更进一步之政策：如要求国葬，宣付国史馆立传，各大学设立鲁迅讲座，各中小学采取鲁迅著作为教材，皆将随之而来。日本利用“以华制华”，左派及鲁党利用“以政府制政府”，设计之狡，用心之苦，亦相仿佛。
国家缔造艰难，今日基础始稍稳固，而国难如此严重，吾亦正需要一内可促现代化之早成，外可抵抗强敌侵略之中心势力，黄台之瓜，不可再摘，同根萁豆，宁忍相煎，而左派乃欲于此时别作企图，肇分裂之奇祸，为强敌作驱除，谓非丧心病狂，又乌可得？且今日有共产主义，则无三民主义，先生为党国元老，设共党夺取政权成功，先生安归？传曰“鲍庄之智不如葵，葵犹知卫其足”，此则愿先生深思者也。先生昔日营救牛兰及陈独秀，纯出保障人权之立场，态度光明正大，无人不表钦佩，然今日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则个中厉害，大相径庭。先生耆年硕德，人伦师表，一言足为天下经，一动足为天下法，先生而同情鲁迅，国人谁不惟先生马首是瞻，则青年心灵之毒化，反动势力之酝酿，有不可思议者。诗曰：“德音孔昭，民视不佻，君子是则是效”。此则愿先生自重则也。
左派行事，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此次之事，无非利用先生名望地位，为鲁迅偶像装金，且借此为其宣传掩护。甚至九七老人马相伯先生亦被列名葬仪发起人之内。其实彼等于先生及马老先生之主张信仰，何尝赞同？不惟不肯赞同，时机一至，即毫不容情加以抨击矣。林平日虽极恶鲁迅之为人，其人既死，雅不愿更有所指斥，然见鲁党颂扬鲁迅，欺骗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为国人全无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为白，以莸为薰者，乃勃然不能复忍；且观左派宣传之剧烈，知其志不在小。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出言憨直，惟祈海涵，聪明正直如先生，傥不以斯言为河汉乎？第月旦人物，仁和智之见各殊，或者夫已逝之恶，不如林所见者之甚，故先生不惟不忍绝之，且不惜以令名而保护之。则望赐以教言，开其聋塞，不胜企盼之至。引领春申，斗山在望，临风拜手，不尽依依。肃缄敬请，大安伏祈。
亮鉴！
后学苏雪林谨上 十一、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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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的师生应该都很熟悉这位才女-苏雪林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此时，她虽潜心写作，但难以控制自己对民族遭难--“国将亡”的忧虑和担心，她同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一样，愿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color=Red]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苏雪林也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当消息传到嘉定时，她与袁昌英、凌叔华等人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湾，离开了她为之奋斗半生的土地。离开大陆后，苏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1950年第二次赴法国，为的是去海外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探讨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巴黎，她依靠从国内带去的工薪节余，省吃俭用，但为时不久，便因经济拮据，身体欠佳，又由于与之朝夕相处的姐姐病重，只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1974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