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网上盛传一个“茉莉回乡”的消息。发消息者是湖南邵阳的吕加平，他在听说茉莉回乡的消息后既震惊又高兴，并“专门去问了邵阳有关部门。结果他们证实，此事属实，不是谣言。”而后，济南李昌玉先生，邵阳一中邓刚老师等人，都为核实这个消息积极展开调查。
我当时很感动，这不仅是家乡朋友对我个人命运的关心，更表达了他们对解决六/四问题的企盼。他们认为，如果茉莉等人真的回乡了，这也许是六/四问题将要平反的一个信号。有趣的是，当局的有关部门，似乎也为传播这个虚构的消息推波助澜。
其实，自2001年起，中共有关部门就多次通过一位旅居瑞典的邵阳老乡，向我发出回国的邀请。开始他们表示欢迎莫莉花回国看看，条件是不再批评中国政府。当我拒绝为回国交换我的公民权利之后，他们的邀请就不再带条件了，甚至表示愿意资助我“回国参观祖国建设”。就在2008年年底，我的老乡再次带来有关部门邀请我回国的口信。
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在回国还是不回国的选择中苦恼。直到六/四20周年、我流亡16年的今天，我仍然面对回国的邀请踯躅不前。思乡思亲的时候，我曾写过一首题为《父母》的小诗：
女友来信
说起我的父母
衰残之状
岁月不饶人
窗外，北欧三月雪
默默地编织
厚厚的窗帘
一层层
挡住了眼睛
挤压着心
望眼欲穿的泪水
结成一条条冰凌
纵使这冰融化成水
纵使这水漂浮着船
我的归程
遥遥
没有踪影
在回国探望父母的机会唾手可得的时候，我却哀叹归程遥遥没有踪影。这是因为，回国与否对我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它既关系到家庭亲情，也牵涉到回国权的问题，牵涉到流亡者守志的问题。
2003年8月，我发表了《致中国政府：请公开邀请流亡者回国！》一文，表达了我的疑惑：为什么中国政府只是私下地、个别地邀请流亡者回国，而不将这一好事公开进行？因此，不愿意放弃自己理念的我，对中国政府邀请的好意，有了许多顾虑：我担心这种本来属于基本人权的回国，会变相地成为一桩“私下交易”，令我洗不清自己被政府“招安”和被“收买”的嫌疑。对于视人格尊严甚于生命的本人，这是一个很难逾越的心理障碍。
我在文中质疑：在其他人仍然被禁回国的情况下，我接受当局的好意，这是公平和公正的吗？我为此呼吁：中国政府需要制订一个公开的政策，明文宣告欢迎海外异议人士回国，让所有流亡者都无条件地享有同等的回国权。
刘宾雁先生在看到我的那篇文章之后，曾于2003年9月7日给我写信说：“你那篇东西写得很好。把公民应有的权利拿来私相授受，自然会造成不公，同时倒给腐败提供了一条新渠道！应该有人将他们一军；你的文章也还有理有节。攻击性的言论不必理它。你为很多人说了话。除你我这类，还有迫切需要归去而不被准许的人，就更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了。”
面对诱人的回国邀请，我始终追问：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流亡？在《谈流亡者的回国与守志》一文中，我曾写道：之所以要流亡，是为了摆脱强权的迫害与压制；漂泊在异乡，是为了重新承担起公民的责任。既然我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而流亡，我们也应该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的情况下回去。
在权利和尊严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接受当局施舍的恩惠回国，从此对当局的罪行和劣迹保持沉默，对我来说，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屈辱。因此，我在回答吕加平等国内朋友时表示：“在中共没有解决六/四问题的愿望、没有公开邀请所有流亡者回国的时候，茉莉不会单独地偷偷地回国。”
记得某年某地，我曾偶遇一位学生领袖，有过一次不太愉快的对话。他说他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年迈的父亲了，如果为了回国探亲，他接受当局的条件，以后对六/四问题保持沉默，这应该是很人性的选择。我说：这当然是人性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年和你们一起在天安门抗争的死难者，他们的在天之灵要求你们不沉默，这是否也是人性的？末了，我们两个都泪水盈眶。
我们就这样在各种不同的人性要求之间挣扎，在个人亲情与公共责任之间踌躇。时光就这样无情地溜走，流亡者在对故乡的无尽思念中渐渐老去。
我知道个人的渺小和卑微。我知道，即使我像王若望、刘宾雁和戈扬等前辈流亡者一样，默默地客死他乡，把骨灰撒在瑞典森林里，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一个弱小的个人面对强大的专制政权，有可能通过这样一个拒绝回国邀请的小小行动，告诉那个政权：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作交易的。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忘记了六/四。
因为我住在北欧的海边，所以有朋友笑话，说我像苏武一样流亡北海边十几年。实际上，我和古代流亡者苏武完全不同。苏武效忠的是皇上朝廷，而我只是忠诚于自己的内心要求、个人的道义原则。同时，我们的流亡也远不似苏武流亡那样艰难凄惨。我的第二祖国——瑞典给我提供了一块安居的绿洲，还有取之不尽的人文主义精神资源，使幸运的我，能够竭力守住一些值得珍视的传统价值，例如，真诚、勇气、同情与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