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如果在30年前，可以用“改革开放”四字概括的话，在30年后，则已经成为一套复杂而特殊的政策体制。
伴随4月“国十条”对房地产开刀，房市无明显震荡而股市已深跌逾20%，于是，“房地产绑架中国论”四起。国家发改委则出面表示，绑架论并无依据。
肿瘤致命吗？不同医疗体系的诊断分歧司空见惯，但值得共同关心的是，病因何在？是生活习惯不良、家族遗传，还是环境恶化呢？
中国经济罹患地产巨人症，内需侏儒症，看似矛盾，病因其实一脉相承。正如不同经纬的人类肤色各异，但正常的身体比例大致相若。中国特色却不仅肤色异于西方，身体比例也日渐呈现出个性鲜明的“大脑袋”。
中国人喜欢说头大聪明，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大脑袋体现出了高效的决策力和强大的资源调动力，但也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肌体的内循环失衡的“症状”：当养分过度向头部集中，四肢很难不瘦削，也不得警惕脖颈的承受力。
由于扮演着重要的营养输送器，尤其是和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政绩忧戚相关，中国房地产的发展一直获得了强有力的权力背书。而在中国力保经济高增长、快速推进城市化，投资渠道有限，持续扩张信贷、加大投资的大背景下，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脊柱行业和主要投资领域，一直矗立于头顶之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它为大头催长，但也被大头越顶越高，正日益成为体制“大头症”上的垒卵。而内需过于瘦削的身躯，始终难以伸展拳脚。
大头上的地产
房地产问题是中国特色养分循环体制内在问题的典型代表，但非特例。从财税到投融资体制，“大头症”背后的病因都一脉相承。
税收的意义是转移支付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政府用不了太多钱就不应该征收太多税，而正如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的5月21日发表的署名文章《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带来经济社会风险》指出的，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竟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为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且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
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与此同时，正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的，金融海啸后虽然各国都扩张信贷，但中国的银行信贷扩张，大部分都投向了房地产、国企以及地方政府。另外一部分能贷到款的恰好是富裕阶层和“成功人士”，普通百姓很难从银行融资。利息收入与实际通胀率相比是负利率，至少要负5个百分点，这等于向存款的老百姓征收家庭储蓄税，或者说穷人贴补富人、贷款者。而受制于教育、医疗和养老考量，存款的恰恰是穷人，甚至是连首付都付不起的穷人，才是存款的主力军，无意间银行就扮演了“杀贫济富”的角色。
文章尖锐指出：中国财富分配日益表现四大失衡：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对于四万亿投资，社科院近期调查显示，2009年上半年，占全国企业总数1%的国企获得全国借贷的91.2%，而民营企业仅获得8.2%。计划可能令更多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部门，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的挤压。
强弱贫富的差距都是相对项，当强者更强，本身就意味着弱者的差距更大，而如果不从体制政策上扭转，悬殊程度只可能加深。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超过，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而中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房地产“市场化”孤独的消费者
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推行至今逾十年，成为造富机器，但“市场化”真正的消费者只有一个社群：普通民众。
1998年房改后，市场化取代福利分房，因此福利房被明令禁止，但事实上中国公务员系统内的变相福利分房从未停止过,并且自成体系。
至今，这种中国特色和“公共权力”挂钩的“福利”房的变种很多，数量自然缺乏官方统计。但依照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的分析，“以北京市2005年到2009年公开的土地供应量计算，其中70%以上用于建经济适用住房和其他政策性住房，而期间面向社会供应的经济适用房全部数量加起来仅占7%左右”。换言之，另外63%以上的供给住宅用地被国家公务员、垄断企业几部分北京市公务员“挪用”。
而各地变相的公务员福利房无论是“经济适用房”变“官员适用房”还是其他种类，都常常进入百姓视线。这中间的价差到底有多大呢？中国证券报4月28日针对小产权房的报导曾举例，公安部某员入职两年即在北京广渠门内分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每平米约4500元，与周边逾35000元/平方米的商品房价形成鲜明对照，也就是说仅为市场价的1/9。此类例子俯拾皆是。
于是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权力阶层居于“福利房”世外桃源；富裕阶层的生财机器，撬动资金杠杆的成功人士的投资乐土；只有第三类城市平民，孤独的面对无法负担的高房价。
这一“市场”结构造成的后果是：房地产繁荣期，平民的财富遭到掠夺；房地产一旦下滑，城市平民又首当其冲受害。有高价差篱笆保护的权力自留地无虞，财雄势厚者不足深忧。
美国内需堪当经济主引擎，是因为藏富于民。中国启动内需治理房患，恐怕需从根源入手，从财税、到投资研究如何还富于民，正如丛亚平和李长久研究员提到的，中国是时候转“投资财政政策”到“公共财政政策”，是时候下更大力气，让头适当小，而身子真正胖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