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的转型期，从制度本身来说，有着强制性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制度缺陷，是一种人为的催熟而非自然成熟，具有不确定性和试验性，很不完善。加之，中国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无处不在。这就使得投资中国的宏观制度因素扑朔迷离，千变万化，在无形中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铤而走险者，按照中国官方的说词大胆的走进了中国市场，投资中国，先期淘金者的利润使另一部分徘徊观望的人跃跃欲试，而真正试下来的艰辛与不易乃至失败，特别是黄光裕等在中国市场得而复失的惨痛教训，让更多的人望而却步，踯躅门外。
投资中国的制度成本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风险成本到底有多大？作者在此试图用分析一热一冷两市场，即房地产与股票市场的变化，给大家一个概括的交待。
第一，中国的股市是出名的制度市。
从创市以来政府的全面监管到今天交给无钱无权的证监会管理，期间到底蕴藏着股民的多少代价作为这种制度变迁的成本，无法计算，许多股民变成贫民，血本无归。股票创市的初衷是让少数上市的国有企业融资，调控的目的是使国有企业保值增值。这仿佛是在简简单单的管理某一个企业，简直就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管理者们的天方夜谭，与股票的市场化运作背道而驰。在这种制度市条件下，政策出台的效果，以及监管的力度就成了影响股市的重要方面。当政策博弈在对股票监管方面胜出的时候，融资与监管的力度加大了，往往会带来股市在短期内的齐涨；投机者无暴利可图，纷纷撤资，又造成股市齐跌；在国家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监管的时候，又会让出空间给炒作者对个股进行过度炒作。国家在此种条件下已经无力监管，管理者们又推出来了一个既无钱又无权的证监会来进行管理。除非股市是一个乖孩子，否则证监会怎么会有能力控制这种大起大落？股票市场近年来出现的有跌无涨，几近崩盘的局面是既不能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又无力监管造成的，给股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而在西方成熟的股票市场，这种现象却很少发生。股民在此付出的血汗是高昂的制度监管成本。
第二，中国的房地产业是国家垄断条件下的泡沫经济。
有人把房地产泡沫归结为土地在市场上的空买与空卖，有人把它归咎于房地产商的投机。然而不论是空买与空卖还是投机，都与政府的行业制度与金融业的介入分不开，换句话说，二者是在怎样的制度条件和金融条件下才行得通的呢？首先，房地产业的土地来源需要政府部门层层的审批，决定是否能够批下来既有制度的因素：允许不允许卖？可以卖多少？也有人为的因素：卖给你还是卖给他，这取决于批地者的偏好。还要看时机：比如说，地方财政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就要多卖土地。那么往往第一手得到土地的人，就意味着已经掘到了第一桶金，只在倒卖生产资料——土地这个生产环节上就可以取得暴利，土地生产材料的稀缺性，决定了出卖者可以用高价来出卖土地，这种高价甚至可以高到与搞开发获得相当利润的程度。那么这个第二手土地购买者也不愿从事简单生产，他也可以通过抬高土地价格或房地产价格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其结果只能是使房地产价格飙升。其次，房地产业是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资金从何处来？谁能做得起？贷款就成了必须的途径，利息则转而成为注入成本。加之房地产既可以作为固定资产通过倒卖得到升值，也可以作为人们的必需消费品，这种消费的兼容性使得其中的部分产品闲置起来，因闲置而增加的成本也将转移到价格当中去，这一系列成本的增加而导致的高价格，以及对于房地产的刚性需求的拉动，更使得它一路飙升，无法控制。政府的限价措施“捂住”了价格，却无法将价格理顺，未知的更严厉的控制政策的出台，无论是开发商，中间商还是消费者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旦房地产泡沫经济走向崩溃，就会伤了房地产业的元气，消费者对于房地产的刚性需求又何以得到满足？而若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谁来为这部分高额的闲置资源买单？生产者，经营者及消费者在此都付出了高昂的制度失误成本。
由此可见，制度成本来自于国家对行业的监管与控制上，这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垄断，给投资者带来的是一种不确定性制度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