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第二章 勤俭人家
七
祖父的大名叫吕吉，最先给他起的名字是鏶。因为这个字通常难以看到，一般字典里也没有，笔画又多，慢慢地人们就写成了吉祥的“吉”，笔画少，更方便一些。当然，他从来不理会这些，从小没念过一天书，属于彻头彻尾的文盲，根本不会写字，他的名字任凭别人去写，只要叫准音就行。按他自己的说法，出生在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零零年。从小体格健壮，七八岁就成了家里的得力帮手，放牛、拉动轱辘、打坷垃、割草，甚至锄地，凡是孩子们能干的活，样样能行，比一般人家的孩子都要出色得多，因为他很有蛮力又不怕吃苦，自然成了家里的后备劳力。十岁以后，便开始参加大田里的锄地和收割等劳作。
我家的祖上，属于世代农耕人家，从没有出过读书人。祖父的十几个同辈兄弟，个个都是文盲，他的同胞哥哥虽然识几个字，也仅仅是会写自己的名字或简单地记些账目。从曾祖父起，便一门心思用在农活上，吃饱穿暖是他们奋斗的终极目标。
十五岁时，爷爷已经长的成年人那么高，粗胳膊壮腿的，成为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二十一岁那年，和奶奶结了婚，次年生下我的父亲，随后兄弟俩分了家，他分得一头牛和三十多亩土地。中国农民所谓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对于世世代代的小农有着多么大的诱惑力和满足感啊！可爷爷并不满足于现状，他曾有过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家计划。我们家乡，从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和南方、沿海地区相比，相对处于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里，太平军没有打到这里，捻军也未曾涉足此地，义和团、八国联军，都没能触及到这块多灾多难的古战场，这一切，无疑给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老一辈的人常说，清末民初，是人们生活得最好时期，尽管当时全国大多数地方已处于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之中。
爷爷的发家本领主要是勤劳辛苦。自我记事以来，他从来没有午休过，吃饭很少坐着，总是站在炕沿边，匆匆扒拉完碗里的饭就走了。就拿锄谷子来说，在当地连锄带间苗，每人一天锄一亩多一点，他却要锄到二亩半，靠的是什么？还不是早出晚归！每年早早锄完自己地里的庄稼，又出去揽工，给别人家锄，挣几个现钱然后攒起来。到了冬天，大多数人呆在家里不出门，他却早早起来，挎着箩筐，提着粪叉，急匆匆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忙着拾粪。他常说：“庄户庄户，粪土粪土。”这样一来，那些离村较远的贫瘠土地和新垦出的荒地，年复一年也变成较好的地，粮食自然打得多了。
其次，他的节俭甚至到了守财奴的地步，和传统的旧式中国农夫一样，把裤带勒紧了还要再勒紧。小时候，每逢奶奶和我讲起爷爷的事来，总是把他称为抠心鬼。据说，他很少穿过像样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如果奶奶主动给他做了一件新衣服，他会大发脾气，久久不穿。家里吃的也大多是粗粮，常年不见腥荤。种的香瓜、西瓜之类从来不让孩子们随便到地里去摘，他给家里拿回多少吃多少，大多数拉到城里去卖了，然后把卖掉的钱交给奶奶积攒起来，到一定数目，再买几亩地，更紧地把自己捆绑在这块黄土地上。就这样，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我出生时，他拥有的土地居然已过百亩。农忙时，开始雇短工。在我幼年时，每到夏秋时节，总有三四个人和我们一起吃饭，我想他们一定是爷爷雇的帮工。土地改革的前一年，甚至雇了一名长工，常年住在我们家，和爷爷、父亲一起干活。土改时，上级给我们村下达了八个指标，农会根据各家的土地、产量，进行排队，他竟荣幸地跨入前八强，被划成富农成分。不久又将他关了起来，要他交出积蓄的银元时，他只交了一百多块，工作组不信，几次斗他，他怕被打死，瞅准一个下雨的夜晚，偷偷逃走，躲在城里的一位亲戚家中，不久被人发现，村里派民兵将他抓回。为防备再次逃跑，每晚将他仰面朝天绑在一张八仙桌上，继续向他索要银元，谁知后来又一次逃走。有人说他力气大，是自己挣脱的，也有人怀疑是看守他的一个人私自放了，因为这人曾多次给他打过短工，关系甚好。再次逃跑后，一直躲在阳方口一带，曾在一个刮大风的夜晚，秘密潜回家中，巧妙地避开看守人员，刨走一小罐银元作为盘缠。那时，他根本不打算远走，仍然幻想着有一天，风头过去，靠手头这点积蓄，再重振家业，他离不开土地啊！这一来，由于他的逃跑，工作组甚为震怒，将成分再次提升一级。于是，尔后我的履历表中，家庭出身那一栏，也便永远被定格在“地主“上。
土改后，爷爷失去了房屋、土地、粮食，最后成了一无所有的流浪汉，终于无奈地奔向口外，重新谋生。但唯一没有失去的，是他辛辛苦苦进入我村前八强，给全家带来的那个恶魔般的称号——地主，而且从此以后，这地主两个字，像鬼魂一般死死地缠住他的儿子和孙子们，并且越缠越紧。
此外，还有一件事顺便提一下。民国年间的雁北地区，公家允许个人种洋烟，绝大多数人家都种，甚至在日本投降后还可以种，至今我还记得割洋烟的情景。种洋烟给此地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洋烟的经济收入比粮食要高出许多倍。爷爷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住房后面两块各二亩左右的旱地，很快变成了专种洋烟的水地，每块地里打了一眼井，又把地搂成许多小畦。种洋烟对于像他这样正儿八经的庄稼汉，收入大增，而那些喜欢搞邪门歪道的人却染上烟瘾，最后被迫卖掉土地，沦为赤贫。据老一辈人讲，那时，普通人家靠给别人当雇工，加上自己地里的收入，完全可以维持得了生活，而且属于中等水平，比后来公社化时强多了。只有那些懒汉、二流子、大烟鬼等不务正业者，才会穷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农民都是这样走着过来的，要想过好日子，必须勤劳节俭。唯独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发明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新名词，人为煽动一些沦为赤贫的流氓无产者起来造反，并且频频不断地挑动他们、唆使他们，甚至无端地去憎恨和仇视比自己过的较为富裕的人家，在白白夺取别人财产之后，还要把人家全家老幼永远踩在脚下，让人家“永世不得翻身”。据说，这一切都叫做革命。
八
祖母出生在一九零三年，比爷爷小三岁。嫁给爷爷的时候，身体甚为虚弱，经常生病。但生活的重担落在肩上，只有带病劳作。在父亲还很小的时候，她承担了全部家务。那时又刚刚生下我的姑姑，照料孩子不说，还得时不时地碾米、磨面。尤其到了秋收时节，丈夫在地里忙着，场面上的活儿大都落在她身上。我们家乡，天旱的年份较多，家家户户多以谷子和高粱为主，拉回场面上的都是一捆一捆的连秸杆带穗子的庄稼，她凭着一把短镰刀要把所有穗子削下来，然后和丈夫一起用连枷打下颗粒，未打净的和带土的部分，还需用簸箕全部簸出。天天弄得满身尘灰不说，腰酸腿疼更是家常便饭。为了这个家，作为一个女人，她付出的甚至比丈夫还多。
我的曾祖父，原本不是这个村里的人，弟兄四人在他们的父亲带领下，于清朝后半期迁到此地，多半是看上了这个村人口少、土地多的状况。他们搬来的时候，当时全村不足四百口人，却拥有五千多亩土地，离村较远的地方还有不少未开垦的荒地。几十年的努力，每人终于修建起一座院子。曾祖父去世时，曾对两个儿子说： “我给你们打好了根基，以后的日子就靠你们了，千万不要抽洋烟，不要赌博，要正正经经地过日子”。爷爷秉承了曾祖父的勤劳遗风，夫妻俩同心协力做起了发财致富的美梦。到我出生的时候，他们已是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的父母，不努力咬紧牙关奋斗，怕也是没有出路的。做官为宦的，发财致富往往数年，甚至于数月。而中国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辛勤的汗水浇灌自己美好的日子却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不懈努力。据说，奶奶的娘家，正是看上了爷爷是个正儿八经的受苦人，才把女儿许配给他。奶奶对爷爷基本是满意的，曾多次对我说起，认为爷爷是个好人，未沾染过任何恶习，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只是那节俭到吝啬程度的行为，常常令奶奶不满。而奶奶又天生的好心眼，乐善好施，恰好弥补了丈夫的不足。爷爷固然把钱看得很重，但其诚信度极高，从未拖欠过雇工的工钱，因此，村上的人都乐于和他打交道。
我们的光景就这样一年好似一年过着。后来，日寇占领了县城，时不时的要粮，人们担惊受怕的。但战争慢慢平静下来后，庄户人家还得种地呀，只是那几年没有多大起色。进入中年以后的奶奶，再不像以前那样辛苦操劳了，因为有我母亲分担了大量家务，她的身体竟然逐渐健康起来，脸上的笑容也会时不时地闪现。恰在这时，正像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订婚还未出嫁的女儿突然因病夭亡。如晴天霹雳一般，奶奶被彻底击倒，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有一段时间甚至精神错乱，整天说着胡话。母亲曾对我讲过，姑姑死去的那两年，奶奶时常一个人坐到村边哭泣，每逢有一股旋风刮过，她便对着喊叫姑姑的名字，声音凄惨，让人听了倍感酸楚。母亲费尽周折，多方劝说，几番拉拽，才能把她弄回家里。回到家，还是不停地叫着姑姑的名字，饭菜不思。到土改时，已是面色惨白，满脸憔悴，看上去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
土改那一年，奶奶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全家成年男子相继外逃后，做为家长，她被关了起来。直到一九五五年我到集宁上学，在我的再三请求下，她才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奶奶和爷爷不一样，虽然也极力做着发家的美梦，但对钱财看得很轻，被关初期便交代了所有积蓄。至今我还记得，工作组派人来找母亲，说奶奶交代的，在什么地方埋着银元，母亲按着人家说的地点挖出两个小罐，工作组随即拿走。当然，工作组决不会就此罢休，又经过几次斗争，奶奶也被捆绑吊打过，有一次还烧红了烙铁，动员群众去烙，却始终无人下手，只好作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人缘好。据村里的老人们讲，奶奶心眼好，那些年谁家有困难，向她借钱或粮食，从未碰过钉子。平日里，对贫困的邻居特别乐于周济。因此，村里的人谁也不愿在这个孱弱的妇人身上做得过分。
她被继续关押着，直到有一天，到刑场做了一次陪绑，吓得差点昏死，方才放归。我有一位本家伯父，叫吕成功，曾在村里当过閭长，任职期间一个姓白的人，因偷盗被抓，送进城里看守所，此人本来有病，不久死在看守所。从此，死者的弟弟白汉成便把所有仇恨都归结在吕成功名下。土改时，白汉成成了积极分子，坚决要求把吕成功处决，并准备将其十六岁的儿子同时置于死地，以便斩草除根。不料有人将消息透露给吕成功的儿子，这个少年在夜深人静后越狱逃走。处决吕成功那天，将奶奶和本村一个名叫白宽的年轻人一起押出，戴上高帽，走在人群里。前面几个年轻后生早用绳子将吕成功的双脚牢牢拴住，仰面朝天拉着绕村转了一圈。起先，吕成功还不断发出呻吟，拉出村外时，声音越来越微弱，等到达二里外的沟边，大家停了下来，将其脚上的绳子解开，随即把奶奶和白宽推到跟前。奶奶坐在地上，简直吓傻了，吕成功的衣服早已成了碎条，背上、臀部和后脑勺全都是血，只留有微弱的气息。这时，工作组的人，厉声喝令奶奶和白宽，将吕成功推下沟去。一个女人家多咱见过这样的场面，双手颤抖着，一点也不听使唤，浑身早已没有力气。工作组的人再次催促：“快推，要不先把你们推下！”幸亏有那姓白的年轻人，奶奶帮着总算把那血肉模糊的躯体推了下去，随即，民兵们搬起预先准备好的两车石头，纷纷向下砸去……当天夜里，她发着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第二天，工作组通知母亲领人，母亲央求隔壁两位大伯将奶奶抬了回来。
当她对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还在不住地发抖，并说，在尔后的几年里，时常做着噩梦，梦见当时的情景，梦醒后浑身发冷，害怕的再也睡不着……
九
父亲只活了四十岁，死在饥寒交迫的一九六二年。
父亲的死，对奶奶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她痛不欲生，将近两年的时间卧病在床。我去看她时，她把父亲的死一股脑儿地怪在爷爷身上。原来，父亲在十三岁那年便承担起爷爷交给他的重任，耕地、播种、赶车、送粪、拉炭、应差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过早地落在他的肩上，早在青少年时便累下毛病。微驼的背，瘦小、黑干，从体质上看，明显属于缺乏力气的角色，底气不足，无论干啥都不能时间过长。小时候，上了三年私塾，认得一些字。本想继续念下去，怎奈那时爷爷正做着发家致富的美梦，强行让他辍学，跟着大人干起农活来。爷爷年轻时就是那种有蛮力的人，庄稼地里的粗活、累活统统归他干，但却不善于犁、耧、耙、耱那些用牲畜来协同完成的带技术性的工作，于是，决心把我父亲培养成一个庄稼地里的“好把式”。因此，一年里，父亲那把鞭子总不离手，每天收工回来还得铡草，半夜起来给牛添夜草，小小的年纪蛮辛苦的。为此，奶奶常常抱怨爷爷，而爷爷从不理会，他年轻时就是这么辛苦，有啥大惊小怪的，人累了，睡一夜不就好了吗！再说，人来到世上就是要受罪，不受罪哪有饭吃！爷爷按照自己的逻辑，严格训练着他的儿子，到十五岁那年，父亲便真的成为庄稼地里的一个全面手。不久日本人打进来了，安宁的日子从此离人们远去，日寇在县城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关起门来大杀三天，城里的男女老少死难三千多人，四周村里的老百姓，纷纷逃向山里。但局势平静下来以后，他们又陆续回到自己的村庄。庄户人家泥手泥脚的，不种地靠啥呀！但此后的日子却常常令人提心吊胆。
那时，爷爷养着两头牛，一辆车，就是这车和牛给父亲带来了没完没了的应差。什么叫应差？就是上面派来的差事，让你无偿地运这运那的。城里住着日伪军，西山上又有游击队，我们村正位于县城和山的中间地带，两面都来要粮，都有差事要派，老百姓逆来顺受，那家也得罪不起，派来的差事谁敢不办？在这种情形下，父亲便常常赶着车，任由别人指挥着到处奔波。有一次被日伪军征去，一个多月没有消息，把奶奶吓得整日茶饭不进。一直到日本投降以后方才安定下来。然而很快又开始了抓兵，父亲只好躲到几十里外的亲戚家里，为此，爷爷还被民兵痛打了一顿，于是把新婚不久的二叔抓去顶替。那时二叔仅仅十五岁，后来从城里的军营逃出，父亲便带着他一起跑到大同，在孤山一个工地上给人家背石头，他们在那里干着只给吃饭不给工钱的苦力，还不时被斥骂，终于无法忍受，再向北逃到集宁。在那里先是做工，后来父亲托一位老乡，把二叔送到军营的伙房里去拉大风箱，他一个人找了个卖苦力的地方，借以糊口，直到奶奶来到集宁，一家人才得以团圆。一年后，父亲回老家接母亲和我，被民兵扣留。母亲种的几亩地维持不了三口人的生活，他又挑起担子做了货郎子。
做货郎子那几年，每天挑着百斤重的担子，早出晚归，只吃两顿饭，劳累和饮食的不均匀，使他患上胃疼的病症，到公私合营后，经商被取缔，再回到村里当社员，已经是满身疾病，一脸皱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加之不断地看病吃药，到三年灾荒前夕，所有积蓄花光，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一九六二年冬天，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死前，二叔曾把他接到集宁去治疗，不到二十天便死在奶奶的炕上。他的死，正是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使我们这个家，从口外到口里，又一次经受了沉重的打击，不仅陷入最深沉的悲痛中，而且此后的日子更加艰难。
十
关于母亲的情况，以后将有专门章节叙述，这里暂且略去。上面提到的爷爷、奶奶和父亲三人，土地改革时，年龄都超过十八周岁，同属于地主分子和地主婆，自然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罪恶滔天的剥削阶级，和黄世仁、刘文才一样的面目可憎。而我，作为他们的后代，要想生存，必须和他们划清界线。一方面，我所受的教育，地主是那么可恶，那么缺乏人性，虐待、打骂、放高利贷残酷剥削穷人，把许多善良的人逼上绝路。另一方面，从小耳闻目睹的是，他们是那么勤劳，那么节俭，又那么乐善好施。在农村管制那些年，接触到和我爷爷的同龄人，也接触到父亲的同龄人，有时故意把话题引向这方面，大家一致公认，爷爷是村里最辛苦最勤恳的人，在劳动方面没有人能比得过他。而我奶奶和父亲的口碑更好，谁不说他们是顶好的人！年轻时便是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中走过来的。
待我成年后，也就是在沈阳读书的那些年，曾经力图和他们划清界线，按照当时的要求，努力读一些马列的书和毛泽东著作，学习雷锋，使自己紧跟时代。然而，当我一想到年老的爷爷和多病的奶奶，一想到刚刚去世的父亲，总是很心酸，对他们怎么也恨不起来，他们的一生，辛勤劳作，只想把日子过好，该交公粮的时候并不比别人少交，该纳税的时候按规定付钱，他们是安分守己的公民啊！他们并没有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和反对现行政府的勾当。记得有一次，我问爷爷：“土改时，没收你的土地房屋，你恨吗？”老人很平静地说：“那是政策，又不是光没收咱一家。”同样，公私合营后，父亲被取缔了小商贩，回村种地时也显得若无其事，他说：“人家城里的买卖人都公私合营了，又不是光不让咱干！”他们只知道，公家允许干啥就干啥，不允许干的事就算了，再想其他办法。他们苦苦挣扎着，要活下去，要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从来胆小怕事，尤其怕官、怕政府，甚至怕村干部，像这样的顺民，谁能说他们是阶级敌人呢？祖祖辈辈延续着逆来顺受的做人准则，那里敢“人还在，心不死”，更谈不上什么反攻倒算和政府作对。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以为他们是我的亲人，我被亲情蒙蔽了眼睛。是的，他们是我的亲人。而我在农村被管制的那几年，也接触过村里其他的“四类分子”，被批斗的那阵，甚至还接触过其他村里的“四类分子”，我敢说，这些人都是属于逆来顺受的角色。既然已经臣服了你，被你牢牢地踩在了地上，所有财产也被没收，为什么还要在死狗身上连续不断地放枪呢？这不是人为地制造压迫吗？我想不通，世道为什么会如此不公平。直到后来，我被人狠狠打了一闷棍，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和他们共同为伍时，最终还是未能划清这个界线，我也正儿八经地成了“阶级敌人”，而且被称为是他们的忠实的孝子贤孙。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