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核心地体现在，它在选择政治模式和发展道路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制度的运演在常态的情况下有着巨大的惯性，只有在几个非常罕见的时点上，它才会处在十字路口，面临选择的可能，而选择一旦完成，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制度变迁就会惯性地沿着某一特定的价值方向前进。
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制度变迁史上，1978年末和1989年春无疑是二个最为重要的时点。1978年决定了中国的体制要从苏联模式中走出来；1989年则决定了它将走进目前的所谓“中国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以及“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中国模式”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受它的众多批评者和推崇者的关注，诚如朱厚泽所预言的那样，它很可能成为21世纪全球思想界争论的最为重大的话题之一。
胡平先生在最近的文章中颇有见地指出，关于“中国模式”不仅仅需要静态的研究，去概括它的基本特征；而且需要动态的研究，去把握它的生成过程，弄清楚在怎样的现实情形下，由于怎样的选择，我们才走进了这个“中国模式” 。
我觉得，许允仁在《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一文中，将“六四” 镇压界定为“中国模式”的奠基礼，对帮助我们理解整个社会是在怎样的情形下走进“中国模式”的，有着重要的启示。
从道路选择的多元可能性的角度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89年是一个比1978年更为关键的决择点。1978年时，由于在传统的苏联模式下，发生的从“大跃进”到“文革”的长期灾难，所以，走出这种体制，不仅仅在执政党高层，在全党，在朝野之间，都形成了主流共识。
1989年时，则真正面临着走向各种不同选择的可能性，围绕着用不同的方式应对全国性的抗议风潮这一焦点，中国可以走向政局相对动荡，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劣质民主制的道路；可以走向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增长较快的威权主义的道路；也可以重新回到政治上极权专制，经济上停滞不前的传统苏联模式；当然，也有可能走上一条政治上有序地推进宪政民主改革，同时又经济高速增长的成熟的民主化的道路。
无疑，在这四个不同的选项中，第四项是最优解，第三项是最差解，第一、第二两项则可以说是次优（或次差）解。21年前，面对这一制度选择的十字路口，在朝野之间，在党内，在党的领袖集团之间，共识破裂了。最后，就如许允仁文中描述的，通过调动20万野战军对抗议者进行强力镇压，又在2年多后发表“南巡”讲话，邓小平开辟了带有他鲜明的个人印记的威权体制。这一体制确保共产党继续保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特别是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经济上则抛弃计划体制和国际接轨。这一体制的官方名称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本文中所谓的“中国模式”。
许允仁认为，“六四”的开枪镇压，在这一邓记威权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奠基性的作用。在此之前的改革，在方向上有着“摸着石子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的模糊性和尝试性。“六四”之后，制度变迁的方向变得明确了。这主要是因为，“六四”镇压排除了体制变迁走向另外三个方向的可能性。
首先，镇压无疑阻断了中国在精神上自由化，在政治上民主化的发展可能，从而排除了第一、第四两个选项。不仅仅如何，许允仁在文中分析，民众在短期内形成的炽烈的“广场效应”， 除了包含严肃的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之外，同时，也是对一个源远流长的革命传统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继承。
许允仁写道：“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直到1966的“文化大革命”，塑成了中国现代政治中的革命传统，这种传统将三样东西神圣化：一是它将造反的激情和英勇的斗争精神神圣化；二是将青春的热情和理想神圣化；三是将形成了广场效应的群众运动神圣化。在“六四”中，正是由于这三种“神圣的”要素都已齐备了，才使整个民族产生了一次精神上的高潮。而“六四”镇压，则通过向陶醉在高潮中的人民加以当头棒喝的方式，完成了对这三种要素的去神圣化。”
由此，“六四”镇压终止了革命传统，颠覆了革命话语的神圣性和正当性，完成了整个意识形态，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型。这事实上也就排除了第三种选项。“六四”镇压正是通过强制性地排除其他所有选项的方式，将整个中国带入了一党专政下的威权体制。
在客观地指出威权体制相对于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极权体制的进步性的同时，许允仁又着重分析了中国由于选择这一体制所付出的代价。除了指明这一体制由于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因而无法真正地终结革命之外，他特别揭示了由于选择威权体制，中国人在精神自由和人性尊严上，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通过X之口，许允仁评价道：“恰恰是在对自由的向往达到炽烈的高潮的时候，杀人的枪声响了。整个民族在“六四”镇压中受到的精神上的重伤巨创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在出于恐惧而不得不服从自己不认同的强权的过程中，个人的尊严被彻底粉碎了。“六四”镇压和此后的清洗运动，是党对它感到越来越难以驾驭的民族所作的一次阉割手术……”
“是的，在青年一代中，红卫兵式的想要砸烂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虚妄自负的造反精神被铲除了，但与此同时，自由地追求真理的热情；形而上学的兴趣；在公共事务中表达自己意见的正义感和勇气；对他者的基本信任与爱感……，总之，使一个人格保持其高贵性的所有最核心的精神要素也都被摘除了。”
X反驳Y道：“你说，在威权体制下一切都依然在生长，也许，那些属于经验领域的事物，用二只眼睛能够看到的事物：GDP、楼房、收入，包括人们的学位、知识和每天获取的信息都在增长，但是，那属于一个人格的最核心的东西，却停止了生长。”
借助《铁皮鼓》中奥斯卡这个象征，许允仁道出了，在被“六四”镇压强制性地纳入一种“基于恐惧而不得不服从的政治秩序”中后，全体中国人受到最大的伤害究竟何在：人格停止了生长。
在我看来，许允仁在此揭示出了，长期以来一直被所谓的“政绩合法性”， 以及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泛党文化话语所遮蔽的，最为重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模式”对全体中国人的最大伤害究竟何在？
在许允仁看来，不是由于这一模式会使经济崩溃；不是由于它大量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使发展难以持续；甚至也不是由于它的官员贪污腐败。因为，这些都不是这个体制的本质性的症结，在别的体制下，这些问题也有可能更为严重，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象这种可能性，即在不改变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党通过学习，能更好地惩治腐败，治理污染，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因为，这些可能性即便是在专制君主制下，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即使它能够惩治腐败，治理污染，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只要它的基本制度不变，那么，它的摧残和磨损每一个中国人内在的良知自由和人格尊严，强制个体从自我导向的人格变为外部导向的人格，将每个中国人在精神上幼儿化的特征就不会改变。这才是“中国模式”的本质性的弊端，是它对每一个中国人的最大的伤害之所在！
由此产生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扬弃威权体制，使中国人重新在精神上恢复生长的能力呢？这是我们希望在下面的解读中进一步加以探讨的。
2010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