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逝，物是人非。二十年中，许多当年高呼口号走上街头的知识分子，如今驯服地归顺了体制；一些曾受到西方世界欢迎和资助的流亡者，将理想换成了金钱。然而，真正理想主义者的热情永远不会消失。他们生命的华彩和张力，不但值得收录笔端，也使我们这个民族骄傲地挺起了脊梁。
1989年6月4日。这个日子对于普通人的一生有着怎样的影响？二十一年来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李晓明，公司职员，现居墨尔本。8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116师高炮团一营二连的雷达站站长，6月5日清晨，所在部队开赴天安门广场负责清场。他是第一位站出来揭露中共对自己的人民开枪的军人。
三改命令入北京
89年5月20日，也就是北京宣布戒严后的第二天，驻地在辽宁省海城的39军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要他们去沈阳维护社会治安。“不料中途，上级又改令去北戴河。到了山海关附近，部队接到通知，再改路线。”在李晓明位于墨尔本东区的家里，他开始了回忆。这样经过两天一夜的行军，“王牌师”116师于22日进驻北京通县三间房。
该师抵达后，海、陆、空三大总部首长亲自视察，寄予厚望。“部队驻下后，基本与外界隔绝，各出入口均有哨兵站岗把守，不许官兵随意进出。我们当时获得外界消息的唯一途径，就是阅读《解放军报》。部队对官兵的训示还是到使馆区维持治安，不能向人民开枪，谁开第一枪就要向历史负责那一套。”
师长消极抗命部队被押清场
6月3日下午，天气阴沉，似乎预示着不祥。“我们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进发的命令。这时，上级不再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开枪’之类的话了。部队官兵也都感受到紧张的气氛。部队行军途中，曾遇到群众自发堵路，整个军队行进缓慢。我们军队最终后退，这时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又按照预计方案，行走另一路线。”
师长许峰这时同一些参谋穿便装先头察看形势，从天安门回来后他只说了一句“收不到上级指示”，就径直钻进通讯车不再露面。李晓明说：“我想他可能是看到了一些很悲惨的场面吧。”之后，营里的电台传来了天安门指挥部队不停的呼叫，116师、116师，你们在哪里？“我们就是不做回答。其实我们一直就在外围，不是在郊区绕弯子，就是停下来在稻田边休息。”
最后，116师除了步兵团在团长艾虎生的带领下，上了刺刀、排着方队于4日按时进入天安门广场，其它各团都是到了5日，在其它部队的变相押解下才开进广场，强行执行清理现场任务。他除了亲眼看到广场大理石地面上清晰的坦克车履带印外，在垃圾堆里他还看到一条被子弹穿透的黑体型裤和浸满血迹的女士棉袄。打扫广场的战士回来也偷偷说，在垃圾下面也看到一滩一滩的血。
5日凌晨进城途中，街上冷冷清清，除了许多烧毁的军车、民用车、公交车和路障外，几乎不见行人。但不时从街旁楼内传出喊声：“法西斯、刽子手！”有战士便向楼内开枪扫射。晓明说，“当时虽没有直接命令说我们可以开枪，但‘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这些文字，及政府让官兵荷枪实弹，炮兵、装甲兵、坦克兵一起执行任务等，给部队暗示：开枪镇压学生运动。”
六四后，艾虎生因镇压有功一路破格提升，官至39集团军军长，以平民的鲜血染红了头顶的官翎，然而116师其他将领却在六四后遭至惩处，“师长许峰后来因抗拒戒严令而被迫转业，军长傅秉耀也被贬新疆军区，名为平调，实为暗降。六连一名排长，他和我一样也是军校里来的‘学生官’，大家都喊他崔博士。他曾公开在部队中讲了些批评政府的话，并在6月中旬开小差回了海城，之后被找借口处理回家。”
据后来披露的相关文件证实，像39军这样消极抗命的并不少，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受到民众阻拦、原本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的28军官兵，看到从复兴医院拿到的数件血衣后，“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整个陆军第28集团军，导致军心涣散，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战士甚至把枪枝扔到了护城河里。靠近木樨地立交桥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整个部队几乎失去控制。”（《六四血腥清场内幕——吴仁华的历史见证》）。另有许多被列入失踪名单的军人，实际上临阵弃械脱逃，当时在北京各处的护城河里都可以找到被军人丢弃的枪枝。
萌生去意李晓明在“六四”后决意退出现役，并于1993年提前转业。之后，他被分配到省会沈阳的电力系统当了一名普通干部。单位里要靠关系，看着别人在领导面前低头哈腰，耿直的他郁闷无比。日子一天天消逝无影，然而天安门广场上的强烈视觉冲击却像烙在脑海中一样，挥之不去。一日午后下班时，面对大都市的赶汛鱼群般的车水马龙，一个念头突然闪过：如果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也走上街头，那么他是不是也会同样面对枪口，甚至横尸街头？这个简单的假设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也让他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后代远离独裁和暴力。
2000年，他终于拿到了赴澳留学的签证，成为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RMIT）电子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那一年他36岁。一年后，太太、儿子来澳和他团聚。
接下来，他重复着所有新移民的必经之路，毕业，移民，找工作，最后买房。享受到梦寐以求的民主与自由的那一刻，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感到轻松。他想起了89年6月8日，北京。“我和另一军官坐公交车去邮局，想往家发封平安电报。乘客们那种或仇恨、或恐惧的眼光令我芒刺在背。好容易到了邮局，我们说明想发电报，工作人员冷冷地瞟了我们一眼，“机器坏了，不能发。”这种沉重的惭愧与负罪感，慢慢地升腾为一种责任，越来越强烈地萦绕在李晓明的心头。
为历史作证
2002年6月，应“中国人权”的邀请，他飞抵美国，参加六.四13周年纪念活动，在公开接受《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他曾数度以当年曾置身戒严部队而向世人道歉。
在天安门事件中痛失爱子的原人大教授丁子霖听说李晓明去美国参加纪念六四活动的消息，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她希望更多的军人、了解真相的人，能站出来，将六四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图像。
每年六四，晓明都会捐赠一百澳元给天安门母亲基金会，“直到六四事件获得平反”。他认为，六四是一场悲剧，不论死的是群众，是学生，还是士兵。
真正的爱国
初来澳洲的华人，都会赞扬澳洲人素质高。晓明则认为，人民无高低之分，正如国家无好坏，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国家制度。“人性中存在着善与恶的两方面。好的制度要发扬善的一面，抑制恶的一面。澳洲的车祸、暴力事件的确相对较少，这并非人素质高，而是社会制度抑制了人性中恶的那面，使得贪污腐败、道德败坏找不到土壤。”
相比之下，虽然都说中国强大了，但很多达官显贵都将子女亲人送到海外，甚至财产都转移出来了，自己也早已备好多国护照，这只能说明：“他们非常清楚中共大厦将倾的现实。追求更好的生活，这固然是人的本性。但如果这种本性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有钱没钱的都想出来—这就意味着，大家都感觉在中国那个环境中不安稳！”
晓明非常健谈，也许因为六四的关系，他的思考不只停留于表面现象。“中国有八亿农民，农民占绝大多数，农民有医疗保障么？看病怎么办？真正爱国，和爱党是不一样的，什么是国家？国家不是少数人的。而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那不叫富，而叫腐败。真正的爱国是用自己的技术、才智帮助自己的祖国建立一个好的制度。”
晓明希望澳洲华人，特别是当年4万“血卡”的获益者，每年的这一天，即便不能参加公众集会，也可以在家里，默默燃起一支蜡烛，感恩告慰用鲜血改变了自己人生轨迹的逝者，这就表明历史没有终结，记忆还在燃烧！
身材高大、为人低调的李晓明表示，他不是一个英雄。他是在妻、儿来澳同他团聚后，才下决心公开对六四的看法。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愿上帝看护中华民族早日脱离流血与死亡，永远不再受苦、受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