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心中深藏的一个难解之谜，直到2006年1月4日出狱，我也不知道我的前任----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主任关齐云，跑到哪里去了，究竟是死是生？《文汇报》讳莫如深，显然早已把他遗忘了，但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虽然我和他先后才见了两次面，我对他却不能释怀，故2007年，当我重获自由后，第一次去深圳见到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晓Q时，才从她口中解开了谜底，恍然大悟，联想到我自身跌宕起伏的命运，唏嘘再三，不胜感慨：人生真是无常啊！正如妈妈活着时讲过的话：人在日子的后面爬行，谁能跑到前面去看呢？
办事处还没建，主任失踪了
我天生是一个不安守本分的俗人，90年代初期，虽然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我觉得不满足，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建立，从大连去旅行还得办边防证，这给它涂上了神秘的色彩，我和张某杰一同去那里找点事做，被那里蒸蒸日上，灯红酒绿的特区生活惊呆了，我们在嘉宾路附近的大连酒楼见到了大连大复中心老板孙某祥的哥哥，他开办了大连酒楼，所招收的服务员都是大连籍的空姐，而北航当年第一次在大连选美之时，我去做了新闻报道，故孙老板热情地请我们吃饭，还介绍了几个大连女孩和我们认识，其中一个在临分手时送给我们一份香港《文汇报》。我在上面看到了几张照片，内容是该饭店员工和《文汇报》社总编辑刘再明等人的合影。我忽发奇想：为什麽不可以在东北建一个香港《文汇报》的记者站呢？我可以做站长嘛，既然是香港的媒体，一定有新闻自由，我可以写批评稿件，推动生活前进啊！
于是，这个大胆的念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给刘再明写了一封求职信，也建议他在大连设一个点，但后来得知，日理万机的《文汇报》领导，根本没看到这个信函，我很快收到了《文汇报》办公室带公章的复信，其称它们没有这个考虑，其实《文汇报》已经在向中共宣传部门和国务院港澳办，申请创办东北办的事宜，但我不了解该报，按常规，它不会选我这样自报家门，来历不明的人，他当时选中的人是关齐云，他时任香港《文汇报》广州办事处主任。我不知道这些，又生性不服输，于是，我就从深圳打电话和报社广告部联系，一个叫梁某堂的领导和另他一个叫伍某的小姐接受了我的邀请，他们也常来深圳，我说愿意先为他们拉广告，其它事以后再议，他们就很快与我在一家酒店见了面，彼此印象不错。随后不久，报社委派姜某英到大连与我接触，并由她代为联系了已先期到达长春市的《文汇报》外派大员关齐云，他手拿报社以及港澳办的正式批文，正在等待拜访吉林省的领导，我不敢怠慢，立即乘机赶到那里拜访了他，时隔十几年了。但一切还历历如昨：我看到一个身材魁梧，脸圆眉浓的东北大汉，正在埋头写信，他说：我的信写得好长啊。。。。。。后来才知道他写的是“遗书”！晚上，他请我在一家东北风味餐厅吃饭，还一起唱了流行歌曲，他引吭高歌的《北国之春》把我惊呆了！专业艺术团体的歌唱演员，也未必能胜过他，没想到《文汇报》有如此多才多艺的记者！
原来他是名蒙古族人，生在辽宁省康平县，难怪他能歌善舞，健壮豪爽，经过短暂交谈，我们成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好朋友，他说《文汇报》驻东北办很需要我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欢迎我加盟，但他们是香港报纸，在内地活动需要办理繁杂的手续，而且要求自负赢亏，目前办站，最需要钱，他要我先为《文汇报》作点贡献，当然又是拉些广告，我爽快地答应了。
半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来大连，由我安排住在松山宾馆，我先给他揽到了10万的广告，是丹东一家房地产公司付的款，因为那时许多企业拟在香港招商，而我和这些企业的老板又私交不错，他随身带了一枚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筹}的印章，我认识大连农业银行的领导孙某勋，就破例给他办了账户。我还带他去拜访了市委宣传部外宣处的处长王某强，市委副书记林某民，后者还在我们呈上的一个以报社名义写的报告上，亲笔签属了意见：欢迎香港《文汇报》到大连建站，尽管关齐云一再吹嘘，他和薄熙来是中国社科院的新闻研究生同学，在一个篮球队混了很久，私交不错，但求见的纸条没有回应，他很扫兴。我为他买了生活用品和一个篮球，并在大连宾馆宴请了他，作陪的还有账户所在银行的王主任，关主任说，大连风景太美了，从此以后就不走了。他已奉报社领导之命，先后走访了哈尔滨，长春，沈阳，见到了所有东北省份的地方大员，还拿出一篇他写的文章给我看，是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接受他的专访，分上下两篇，题目是《闻世震谈辽宁国企改革》，发表在《文汇报》的中国新闻版上，很是醒目。他答应很快向港馆介绍大连，要我做他的得力助手。
然而此后，大约是在1993年11月的某一天，我赶到松山宾馆1011房间会他，却发现他已不辞而别，他没有结账，我为他垫付了1000多元的费用，并清理了他留下的所有物品：一个黑色皮包，内有香港《文汇报》的便签，收据，名片，照片，私人信件，笔记本，衣服等，还有他委托哈尔滨一个姓张的亲友印制的特约记者证30多本，我都精心地保存了下来。我当时对他特别信任，一点也没看出他身处亡命天涯前的困境之中。
我走下宾馆楼梯的时候，接到一个自称是他的朋友的电话，他说关主任要我转告你，他得到上级的命令，忽然回香港了，我很震惊，立即拨通他的手提电话，声音很嘈杂，他说他在由大连开往沈阳的火车上，目的地是广州，再转香港，他说对不起，太匆忙了。来不及亲自打招呼。不过很快就拿着《文汇报》的批文回大连了，你的编制也在其中，再见！他挂断了电话，从此他就从人间蒸发了！
受命尴尬之际，未解逃亡之谜
此后，我苦苦等待了几个月，和《文汇报》的几个领导都通了电话，但谁都回避关齐云的下落问题，我当时是一个非常相信别人的书生，又对《文汇报》的背景所知甚少，故对他们闭口不谈关主任的事感到莫名其妙，不过，歪打正着，这时报社发现了我这个人才：不仅会写文章，而且能拉广告，总之我有很深的人脉关系，又是资深记者，他们发现我，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只是对我不太了解，不太放心，需要考察。事有凑巧，大连市委宣传部长王某全等人去香港考察，顺便参观了《文汇报》新址，社长张云枫向他了解我的情况，我以前与其共事过，王部长当过《大连日报》社长，对我印象还不错，就美言了我几句，所以张社长放心了，
不久后，《文汇报》派办公室主任林金来和一个财务人员，先后到达了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清理了关齐云私设的四个账户，其中大连的10万元，只剩下了 500元，我明白了，关主任总算有点良心，他虽然贪污了《文汇报》的公款，但个人的钱不骗，因为那天我请他吃饭花了500元，他可能以为我会把留下的钱取走，我既然能立账户，取走也无问题，但我一生坚守的做人准则是：不属于我的东西，就是金山银山，在眼前，我也不动。。。。。。后来听说，《文汇报》查帐后更信任了我，也统一了录用我做“开荒牛”的意见，很快《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王伯遥一同在深圳接见了我，行前我专门电话请教刘永碧：关主任的遗物是不是要带去，她不表态，转移了话题。她初调进报社，和以前所有的《文汇报》人员一样，回避敏感的这件丑闻。
几天后我在深圳和《文汇报》的领导见了面，他们对我十分满意，我向往已久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成为了一个受命于尴尬之际的，必须收拾烂摊子的办站负责人，但我心中的阴云久久地困扰着我：关齐云怎麽了？刘永碧是一个语言很少的非凡的女性，她过于精明，不会讲关齐云的下落，其它同事也所知甚少，只有与我熟悉的姜某英告诉我：关主任自杀了，死在深圳的风景旅游区小梅沙海边，遗书是早就在长春写好的，洋洋数万言，文字很诚恳，很悲切，很凄凉，但这封信从未公开过，《文汇报》也没在任何大会上谈过此事，估计是担心堂堂的共产党大报名声受损吧！据说，我被捕之后，一度也是这样！只是好多年过去了，我和刘永碧混熟了，有一次她才对我说：关齐云的字写得太漂亮了！这说明，她刚从新华社驻比利时分社调香港工作，没见过关齐云，但读过他的遗书，印象深刻，而王伯遥对我则是发了一番感慨：人生，有时就是一念之差啊！看来他们对关齐云印象还不错，但由于纪律所限，不能公开地更多地谈论他，那麽《文汇报》为什麽要如此呢！
他们能很快遗忘了这位生死不明的外派大员，我却很难，我私下电话约见了他的儿子，在深圳的一个酒店里，把关齐云留下的一些物品归还了他，他和父亲一样，有一张又大又圆的脸盘，很红，也是浓眉大眼，目光深邃，但他的笑容很是惨淡，我告诉他，许多人猜测他父亲跑到俄罗斯去了，现在还活着。我说，只要活着，别管它人怎麽议论，他是你父亲！他一言不发，未置可否。我还问他，你叔叔怎麽样了？《文汇报》同事有没有谁来看过他们，他只是连连摇头。他的无奈表情使我感到凄凉，我想，假如我也有倒霉的时候，《文汇报》会怎样对待我呢？
潜逃12年，终于投案自首
直到2007年，我才把故事连接上，但记忆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我的心灵已布满了创伤。这时我变得轻意不会相信任何人，小Q给了我一张报纸的复印件，我才确信，关齐云找到了。
据报道，2005年9月6日上午，一个60多岁的男人，来到位于昆明市滇池路的云南省检察院大门口。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在省检察院大门口外徘徊良久，终于走到门卫面前，神色慌张说：“让我进去，我要到反贪局投案自首。”守门的法警上下打量着他，只见他衣服破旧，面容憔悴，脚上的皮鞋又灰又破，手里还提着一个破烂的包。倒像是一个整日奔波于各地喊冤叫屈的老上访户。细心的法警还注意到，他的包连拉链都坏了。从他的这身打扮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贪官。这名法警的第一个想法是：许多老上访户就是怕进不了检察院的大门，才谎称自己是来投案的贪官。也许他并不例外。于是，法警客气地告诉他，可以到大门左边的接待室反映问题。可是这个老头子却坚持说要到反贪局才讲情况，还打开了手里的包递给法警：“你看，我把生活用品都带来了。我真的是来投案的，我挪用了单位的公款，已经藏了 12年了。今天，我一定要去到反贪局自首。” 法警将信将疑，立即将此事向反贪局作了报告。不一会儿，两名反贪局的检察官出来了，他们把这名老头子带进办公室坐下，并热情地给他倒了一杯茶水。老头子捧着茶杯，似乎有点神情恍惚。他大口吸下两口茶水后，有些迟疑地呆呆盯住检察官们。片刻之后才一字一句对检察官吐露道：“我的真名叫关齐云，原来是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我在1993年挪用了单位的120万元公款，在昆明藏了12年。今天我来投案自首。”不等检察官插问，他又紧接着说：“我失去了亲情，失去了爱情。我相好了十多年的情人，上个月15号刚和别人结婚，我感到日子没法过下去了。这也是促使我下决心自首，自己赎罪的原因。”
读到这里，我感到愕然，一是他的外貌，绝对不像10年前我印象里的风度潇洒的《文汇报》记者了，他在唱《北国之春》的时候，餐厅的小女孩全部跑出来，围着他，请他签字，他还发了几张名片！12年，地位的落差，使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可能过去认识我的人，在与我重逢之后，也是类似感觉吧！二是，他拿着两个假身份证竟整整藏了12年，这一方面，说明了公安的不作为达到怎样一种可怕程度，另一方面，他的生存能力真是非同寻常，由一个南来北往，热衷交际的老记者，变成了一个自囚的逃犯，他度过了生不如死的，坚难痛苦的岁月！三是，危难之际，他还能结交几个红艳知己，有的还是跟随了他10几年的小女孩，老关，真是魅力不减当年，艳福不浅啊！四是，其职务侵占的金钱数额之大，当时非同小可！他不是受贿，而是贪污，这是依据法规可以判死刑的，何况是120万元巨款啊，很显然，他如不逃亡，抓住之后，必被判死无疑，这等于说，他投案后，根据现在经济犯罪的数额情况变化，已是判死的可能性不大了！这说明，他投案前经过了仔细的权衡考虑，他还是很顾家的人，大概是想在有生之年，活着回家去看看吧！
一念之差，葬送美好前程
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关齐云投案后，第一个报道的是香港《大公报》，而该报和《文汇报》都是中共的喉舌。深圳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大公报》是幸灾乐祸！同行是怨家嘛！我仔细对比了香港和内地媒体对此事的报道，觉得后者更客观一些。记者的文章还说，面对这样一个失魂落魄、邋遢不堪的人，刚见面时，检察官们几乎把他当成一个疯子。可他竟然是一个“文化人”，而且还曾经是一家著名报社的办事处主任！真是难以置信。检察官连忙稳定他的情绪，既从心理上宽慰他，又从法理上打动他。与此同时，立刻用电话向广东省检察院进行核实。其实，有谁比我更了解关齐云呢？
原来，《文汇报》是共产党在香港设的一个对外宣传的窗口，它名义上是港报，实际上和《人民日报》没有区别，它归国务院外宣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双重领导，因此它的编采人员十分复杂，有的是从香港当地招聘的，有的是国内委派的，有的人事关系放在报馆，有的放在广东省委8办，我估计后一种人是特殊身份，具体属于哪个部门，我不知道，可能关齐云是一个具有这种身分的人吧。他为什么会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装死失踪？为什么会在12年后在昆明死而复生？他为什么到了云南省检察院自首，又转到广州？而不在户籍所在地深圳？为何至今判决结果不被人知？更无人知道他关在哪个监狱？
早在1993年秋，我刚和他在长春初次相识时，他就告诉我，他出生在内蒙古科左中旗白音塔拉村，是一个蒙古族汉子。1962年中学毕业后，他顺利地考入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1970年到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担任新闻干事，从此跨入了新闻行业。1978年，爱好文学的他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1年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工作，先后担任《宣传动态》编辑、刊物处处长。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给广大知识份子带来了灾难，但他春风得意，在整顿《深圳青年报》时，他很受上级信任，1986年 12月调任《深圳青年报》整顿领导小组任组长兼党支部书记，他曾对我说，他用自已的权利保护过曹长青，徐敬亚和王小妮等，我不知道真假，但从他留下的家书判断，他和徐敬亚私交还算不错，因为他叫儿子去向他借钱，通常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好朋友之间。他1987年10月任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值此之时事业达到顶峰，《大公报》的小Q说，深圳新闻界的很多人都领略过他迷人的歌喉，至今记忆犹新。90年代初，《文汇报》在广州筹建了第一个办事处，中共中央严密监控这个部门，需要一个首先必须是党员的正处级干部的人牵头，关齐云再上一个新台阶。1991年，关齐云担任了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的主任。1993年6月筹备香港《文汇报》驻内蒙东北三省办事处{筹}，他同年11月底负罪潜逃。
据我所知，他与我不同，他是一开始就被党组织信任的人，故早早地把组织关系就调进了广东省委8办，我只当上了东北办事处首席代表，并未得到进8办的待遇。后来港馆有一位领导告诉我，编委会已任命我为主任，并打印了正式的红头文件，但办公室主任刘某昌不同意，硬是压在抽屉里不发，据传刘说，东北办早晚要出大事，我们不幸被其言中，我和关主任先后入狱。我没有贪污，却被共产党以言治罪，而关齐云贪污了，却先头逃脱了，在我出狱前一年投案自首。据《文汇报》一位领导告诉我，1993年初的一天，关齐云一直在深圳炒股票的弟弟关某某找到了他，对他说：“现在炒股很赚钱，可是我手头资金不够。办事处作广告、搞发行不是赚了些钱吗，不如先借出来炒股。”弟弟还拍着胸脯保证，如果赚了钱，每月付给办事处2％的利息；如果赔了本，也会按银行利息归还本金。当时，股市很疯狂，仿佛只要投资就赚钱，故这种稳赚不赔的“好事”让关齐云十分动心。于是，他和弟弟签订了一份合同，让办事处会计分别在2月和5月分别汇出了60 万元，到弟弟关某某的账户上。关齐云自然知道这种行为违法，特意嘱咐会计千万不要告诉《文汇报》总部。
原来，《文汇报》在财务上存在巨大的漏洞，它主要靠国内的办站为版面拉广告，但发票是总社统一印制的，不带地方税务局的公章，而且账户设在国内银行，支票的大小印章均在办事处主任手里，会计，出纳制度，并不健全，故关齐云很易于操作，1993年6月，报社已发现了资金的拖欠款太多的问题，故意以考察筹建东北办的名义，调虎离山，以便对他所管的业务展开清理。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接到了《文汇报》总部任命他为《文汇报》驻内蒙和东北三省的办事处主任的，要求他立即启程去东北，筹办《文汇报》驻内蒙和东北三省的办事处。然而，这个任命却使他心急如焚，因为弟弟原是内蒙古党校的教员，根本不懂股市行情和操盘运作，1993年股市的低谜，让关齐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借给弟弟关某某的120万元，不但没有为办事处带来一分钱效益，反而连本金也被牢牢地套在股市中了。他想，如果新的广州办事处主任上任后审查账目，这120万元的巨额亏空的黑洞，就会暴露出来。那么，自己不仅位置不保，而且还将判刑坐牢。
念及后果，关齐云不禁心乱如麻，他绝不甘心自己从一个名利双收的香港《文汇报》驻内地办事处主任，沦为一个受人唾弃的阶下囚，因此，他只好不停地督促弟弟尽快归还借款，但弟弟关某某东拼西凑也才还上了30多万元，无法补上这个大窟窿。这时，在总部的催促下，他不得不踏上了东北之行的旅途，并蒙发了折东墙补西墙的侥幸心理。他想假如在东北能搞到一些钱，说不定还可以补上这个大窟窿呢！所以他一再督促我为文汇报多拉广告，而我搞到的10万元也被他拿跑了，文汇报白白给人家刊登了广告，一分钱也收不到！我还蒙在鼓里呢！
我记得1993年11月的一天，有一次我和他过马路，一边走一边聊天，我说刚才读报，知道有一个上海的老板炒股赔了100万，如果我有100万，就什麽也不干，只读书学《周易》玩，何必冒险炒股？这时，我们正好走到民航大厦楼前，他听了很是激动，大声说，如果我赔了100万，我就自杀！我非常吃惊地看着他，他用手比划，指着大厦说，我就从这里跳下来！。。。。。。或许，我这番话刺激了他，使他难过，不过我真的一点也没有发现他带罪在身。据报道，在筹备办事处期间，他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自己挪用巨额公款的秘密败露。虽身在北国，却心系南方。那时，他在东北忙于筹建新办事处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回广东亲自填补这个黑洞，在向所有亲朋好友借款无门后，他彻夜绝望了，于是做出了一个让他现在追悔莫及的决定：逃亡。行前他做出了精心的布置：他陆续将内蒙和东三省办事处的10多万元广告费取出，在11月底乘火车回到了广州，在买好去贵阳的火车票之后，他又偷偷的溜回了深圳，在海边制造出了一个上述的“自杀”的假现场。不久，有旅游者在深圳小梅沙海滨浴场的沙滩上，发现了关齐云留下的身份证，还有衣服、鞋子，他的妻子还收到了他的一封带泪的“遗书”，上面写着：当你们见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死亡。就这样，大部分人相信他投海自尽了。但奇怪的是，一直没有发现尸体，故《文汇报》办公室副主任林某来怀疑他逃到俄罗斯去了，甚至有人据称在布拉戈韦申斯克见过他，由于香港《文汇报》不想丢丑，就吃了哑巴亏，从此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慢慢地被它人遗忘。
风流才子，流亡也有红颜知己
关齐云没了，报社的钱也带走了，我成了唯一的受益者，很快当上了东北办的首席代表和高级记者，但他实际上还活着，他知道已被通缉，没办法出境，就在精心布置了自杀假现场之后，巧妙地辗转再三，乘火车到达了云南省昆明市，利用弟弟关某某为他准备好的两张假身份证，开始了隐姓埋名，东躲西藏的逃亡生活。苟且偷生的日子不好过，但他巧遇的知音 给了他生活的乐趣。
据介绍，刚逃亡到昆明的最初两年，关齐云利用假身份证不停地更换旅馆。但资金有限，他必须租房住，也许是当过见多识广的记者，他特别偏爱大学，常常在各大学附近的旅舍中住宿，过了两年，他索性在大学城租房子长期定居了。但这样查户口很危险，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惊惶失措。而且以前他结交了全国各地各行业的许多人，他害怕被来昆明旅游的熟人认出，因此最后选择了远离闹市的云南农业大学作为长期定居点。在这里一住就是长达三年多，竟平安无事。
国内媒体的一篇报道说，也许是虚荣心的驱使，在隐姓埋名逃亡的日子里，关齐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总免不了在对别人介绍时炫耀自己是在北京大学读的本科，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而为自己封的职业也离不了老本行，说自己是个作家。只不过关齐云的名字已经改成了假身份证上的“周玉林”。我真难以想象他这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还能耐得住如此寂寞。
就在关齐云隐姓埋名，惶惶不可终日的岁月里，据说，他居然还能给自己创造出“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一天，他刚到云南农业大学寻找出租房，就在校园的马路边上偶遇了两名女大学生。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来昆明深入生活，勤奋写作的北京作家，为了体验生活，要在附近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希望多交朋友。这两名来自云南边远山区的年轻女孩，根本没见过如此博学多才，气质不凡的成熟男子，竟然对他产生了好感和信任。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评说人生。有时，关齐云还在生活上慷慨地给予她们一些物质上和经济上的援助。
据媒体报道，未过多久，凭借关齐云的“特殊魅力”，这两名青年女大学生渐渐被打动了芳心，先后委身于他，成为他的情人。虽然他的年龄几乎相当她们的父亲，但她们心甘情愿，他也感到非常幸福，从此在与她们的交往中，暂时忘却了逃犯的苦恼，也使他体会到了人情的可贵。尽管其中一人与关齐云的相爱时间不长，只偷偷相处几次后，就再也不和关齐云来往了。可关齐云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显然这个情节是关齐云自述的，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的确有这个魅力，记得有一次我陪他到大连胜利桥邮电局发信，因人多排队，有人夹芯，他生气地走上去，用粗壮的胳膊一下子把那个小伙子推出去，那家伙连一个屁也不敢放，于是他站在那里维持秩序，有两个年轻的女孩主动和他攀谈，那眼神好特别啊！
光阴如箭，转眼已经到了1999年底。我不知道关齐云是否了解我的情况，由于我在香港媒体以笔名撰稿发表文章，得罪了地方贪官和太子党薄熙来，自知会受到报复，也打算逃亡了。这时，关齐云已出逃了6年。他出逃前带的钱已所剩无几，为了长期生存，他决定开一家小商店维持生计，就选择了地点比较偏远的地方，最初是在昆明市郊的嵩明县，后来又改到昆明北郊的黄土坡。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地方较为遮人耳目，但经济效益并不理想，由于害怕被发现抓获，他总是不敢和别人接触，就只有花钱雇人，这又增加了成本，进货发货之类的事都交给小工去做，又不太放心，很是烦恼。而且家里多了一个人，他无形中成了知道底细的证人，更是使他终日忐忑不安，他对昆明检察院的人说：“虽然出逃已经很多年了，但时时刻刻都如同惊弓之鸟，太受罪了。每次，只要一看见警察，一听到警车响，就心里发慌。”他举例说，有一回，小卖部被盗贼撬开了门锁，里面仅有的一些商品、钱财被洗劫一空。他很愤怒，也想报案，但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只好在嘴上大骂他们一通，解解恨，内心深处的痛苦无处诉说。
情侣反目出走，他心死如灰
1993 年在大连，我没见过他有固定的情侣，可能和时间较短有关。根据他投案后的供述，上面的两位女子中，有一个情人对关齐云一直忠贞不渝，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她大学毕业后，为了表示对关齐云的爱情，决定不回家乡孝敬父母，留在昆明市找到了工作。因此，她与关齐云保持了这种不明不白的长达近 12年的情人关系。每天，她早起晚归，下班后，还要为他料理店铺的生意。为了支持他的小说写作事业，据说前几年，这名比他整整小32岁的女子，甚至用自己微薄的收入维持着他们的基本生活，还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连邻居都不知道他们不是合法夫妻，这对“老夫少妻”恩爱无比，风情万种的样子，使他们羡慕不已。
但骗人一时，骗不了一世，天长日久，耳鬓厮磨，单纯年轻的女子渐渐地发现了破绽，他不喜欢与任何人交往，他的书稿也迟迟不见出版，还常常喜欢一个人独自喝闷酒，想心事。而且，关齐云有时酒后变得反常，脾气暴躁不安，情绪难以控制。这时，随着年龄增长，情人由昔日的一个涉世不深的黄花女孩子，逐渐变成了经验丰富的成熟女性，她要打开他心中的锁钥，偷偷地在心里琢磨：他莫不是一个逃犯？她不得不对关齐云的身份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最后，一次口角之后，终于弥天大谎被彻底戳穿了，这名女子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我想，这个农村出身的女孩，满以为早晚有一天，作家会回家，会和他太太离婚，再娶她为妻，她不在乎她老，但必须有一个名份，但现在梦想破灭了！他原以为她会原谅自已，并继续委身于他，但不料这个女人毅然决然地永远离开了关齐云，很快于同年8月15日与它人结婚了。尽管她没有出卖他，消息传来，他的自信心还是彻底地垮了，看着镜子里满头白发和苍老的容颜，他默默地哭泣，连声音都不敢出。他对检察院的人说，内心十分痛苦时，恨不得找情人算账，真想与她同归于尽，了此残生。但又于心不忍。
是的！我了解一些他为人处事的概况，在大连他出逃前留了500元在帐上，就足以表明他为人还有底线，他不至于走极端。要不要投案自首？他彻夜难眠。正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事：2005年9月5日晚上，当地派出所对辖区内的流动人口，进行了例行的拉网检查。当警察敲响关齐云房门的时候，他慌恐不安，越墙而逃，如果是10年前还动作敏捷，但现在他已气喘嘘嘘，勉强逃脱，据说，这一夜对关齐云来说，显得特别漫长而痛苦。回想自己在12年前，他是执掌《文汇报》广州办大权，每年赢利上千万广告费，发稿上百篇的名记者啊，经常出现在灯红酒绿的社交场合，连广东省委书记都对他点头哈腰呢！而如今，自己怎么就堕落到这个地步了？现在已经62岁了，经过十多年的逃亡生活，连个小卖部都不能平安地经营！渐渐地年老体衰、心如死灰了，他没有了亲情，没有了友情，没有了事业，没有了家庭，只剩下了一具僵尸和空壳，他流浪了12年，灵魂也遗失了12年！
当地的一篇报道说，他经过一夜的反思后，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立即自首。到什么单位投案自首呢？他想到以往的生活经验和看到的各种报道，据说检察官既能严格依法办事，又不会刑讯逼供，故到检察院自首，或许是最佳选择，不但可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还能保全自己的“体面”。于是，第二天八点多钟，关齐云退了房子，收拾了简单的生活用品，担心“进去”后没有水喝，还特地带上了一桶矿泉水，直奔检察院而去。我想，他历时12年，总算想开了，自已做的事，谁也不能承担，必须负全责！这样一来，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描述的生动一幕。
心血来潮，为何要撒这样的谎？
2007 年之后，我去过广州三次，曾再三试图去监狱看他，我委托广东省著名书法家荆鸿帮忙，但由于我的敏感身份而未果，或许我这样执着，除了我是他逃亡后的受益者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我在5年多的《文汇报》驻东北办工作中，既是领导又兼出纳，也曾享有过类似的财权，但我没有挪用和贪污公款，使薄熙来无计可施，不得不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我，其中品行是一个原因，另一个是我有关齐云的前车之鉴，故我对他一直难以忘怀，感激不尽，我有一次还把电话打到了广东韶关监狱，但没有找到他，我想他一定经济上很困难，做为他1993年的第一个东北办的同事，我责无旁贷。没办法，我处处受到监控，我只有在报刊上寻找他的影子。
唯一可以找到的一篇报道说，关齐云的家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不知道他是死是活。2004年的时候，他偶然知道了自己的儿女都已长大成家，事业有成，抑制不住缠绵的思念，斗胆冒险地给儿女各通了一次电话。可能担心自己的行为，给孩子们心理上留下不好的阴影吧，他不但没有向孩子们请求救济，而且还精心编造了一个新的谎言：前些年是被国家有关部门秘密派到巴基斯坦，去执行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担任了驻某外国机构的负责人。虽然，现在已经回到了国内，还要继续完成艰巨的任务，不方便暴露出自己的真实联络方式和住址，更不能回家看他们。望他们放心。
我想，他不愧为是广东省“八办”的人员，才能编出如此离奇荒诞的故事！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多麽希望幸福的日子重又会来，在孩子们的心目中，自己永远是一个正直成功的父亲啊！可惜自己辜负了家人的期望，走向了堕落和毁灭。但我认为，他的失足始于缺乏监督的制度和“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实际上， “八办”没有把最重要的人生道理告诉他：要做一个敢于替老百姓代言的记者，就不要一门心思去赚钱，只要有基本的经济来源就行了，然而，《文汇报》成立30 多个驻内地办事处和记者站，究竟是为了什麽目的呢？是为了新闻报道，还是为了拉广告，给共产党的宣传机器筹集资金？唯其如此，出现关齐云的悲剧就不奇怪了！
据说，9月8日，关齐云被广州市检察院押解回了羊城，正积极配合组织调查，详细交待罪行，他盼望自已最终能得到宽大处理，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对其涉嫌贪污公款120万元一案已侦查终结，并于2006年3月移送审查起诉，同年底判了刑。但我搜寻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最后判决的结果，更无法联系到他服刑的监狱，我希望香港《文汇报》不要冷漠，广东省委“八办”也不要翻脸不认人！他毕竟给报社做过贡献，一念之差犯下如此重罪，也是事出有因。另外，广东省委“八办”最好把“八”字改了！它和“发”是谐音，对关齐云的贪腐犯罪有暗示和鼓励作用！
2010年5月于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