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李锐的名字很早，知道他在经历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一直由于敢说话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先后在东北、北京和安徽等地以“带罪之身”“流放”了 20年，复出后在党内一直提倡反左，先后写过各宽评述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亦即我们后来所说的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实录》、整理出版在秦城监狱里写写的多首旧体诗《龙胆紫集》、反思“庐山会议”前因的成都会议、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步步升温”的《大跃进亲历记》、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可谓著作等身，而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在《长长短短谈父亲》一文里这样说“父亲现在也算是名人了。一位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说，他知道的第一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就是李锐，读的第一本中文书就是《庐山会议实录》。父亲是作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成名的。”
此话不假。
我手里的这册《庐山会议实录》是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出的，书的最后一页赫然用黑粗字体引着“国内控制发行”的字样，书的印数也明确显示此书只印刷了一万册，出版前言也说明，此书“少量刊印，供党史研究和有关同志参考。”。做为庐山会议的少数“促退派”只是因为说了真话而“落马”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之一的李锐，在经理重大挫折后，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整理自己的各种笔记、书信、谈话、日记、会议记录，根据客观的历史把庐山会议的迷雾一点点拨开，用平实的文字将激情动荡的历史展开在读者面前，用理智的思维方法解剖狂热的左派幼稚病衍变为左倾顽症的过程，将中共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会议以亲历者的身份翔实的记录下来，用大量第一手资料表证明“毛泽东晚年已经成为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庐山会议实际上是一场维护空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我第一次读着本书的时候，让我极为震惊不仅是会议中残酷的党内斗争和整人方式，还有做为大救星的毛泽东公开讲话中的粗鲁、专断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片面、无知。甚至连“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满足你操娘的愿望”等中国最底层的市井语汇都公然在很多人的场合中讲出来，这让我的小脑袋当时就“嗡”一声响了好久，两眼发直，半天不能转过神来。后来才知道这种感觉不仅仅我一个人有，我的一位亲戚庐山会议时随当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上山参加会议，7月23日毛讲话传开，我的这位亲戚和我后来读此书的感觉完全相同，急急打电话给当时在省委主持日常工作的我的爷爷，让当日下午乘某司令员的飞机上庐山参加后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我的这位亲戚也是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党内的各种运动也没少经历，事后我得知当时庐山上已经开始个组讨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军事俱乐部。各中央局、省委和中央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在小组会上的批判言语十分激烈，可谓是“如火如荼”。
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在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有一次发言：“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深入刘少奇之内心，"个人崇拜"、"一言堂"等等封建的东西对党和国家可能造成的危害，刘少奇当时也毫无警觉，毛泽东的许多做法，刘少奇是打心里赞赏、拥护，且自觉加以维护的。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刘少奇一个人身上，李锐在书中总结道：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这一点从当年全国上上下下表现出来的狂热和盲从也能看出。庐山会议期间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高层领导都同仇敌忾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击"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更表明毛泽东身上的错误有相当深广的"群众基础"。当时的情况是，全党（包括"全国人民"）已经完全接受按毛泽东个人的意志和方法来处理党务和治理新的国家，任何与毛泽东相左的意见只要毛泽东说个不字，立即就会出现全民讨伐的局面。邓小平在谈到那一历史时期的教训时，也讲过一段很客观的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但是这句话仍没有说到问题的实质。我们不妨拿布哈林夫人的一段话作个比照，布哈林遗孀瓦西里耶娃在谈到前苏联的悲剧时说："如果没有斯大林，托洛茨基也不会比他好多少。显然，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是谁掌握政权，谁领导党的机器，而是在于机器本身的构造"。哈维尔在对极权体制作分析时，也表达过同样的认识：权力从来不会独自存在，它支配人也来源于这些人。著名哲学家、文革研究者徐友渔先生在他的大作《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中引述哈维尔的话说，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力运作，并不简单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每个人都被迫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因此常常很难指出谁要为政权的所作所为负责。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专制制度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
我想这话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