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博会前回沪探亲
中国人自古安土重迁，一旦万不得已被迫离乡背井，思乡就成了难解的百结愁肠，无数诗人写了流传千古的怀乡曲，那缠绵悱恻隽永缭绕的意绪，牵引著历代游子跟着一唱三叹，潸然衣湿。
词人韦庄写过脍炙人口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初读“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时，未及深究，只觉得此句意趣迥异语意暧昧，不知这是词人遥对弥漫着战乱的故乡的哀叹。近日，返回上海省亲，面对面目全非的世态人情，百感交集之际，豁然明白了韦庄的词意，终于体验了一千多年前词人的痛苦和难以言尽的复杂心境。
我在上海迎接世博会的时日回去。此前，知道我准备回国的亲友都建议：“何不再晚一点，顺便看看世博会！”我理解他们的美意，对在上海开的四年一度的世博会也并无成见，但我反感中国官方举全国之力操办世博会，就像两年前的奥运，单纯的体育竞技成了宣扬国威的政治宣传运动，这次展示各国经济科技文化的世博会，也成了渲染夸耀大上海的道具，我不想赶热闹为这种张扬捧场。
一切为了世博会的上海
我不为世博会捧场，但此时此刻，只要走进上海，世博会就来为你“捧场”。从浦东机场到浦西的市区家中，一路尽是“欢迎”我的各种宣传世博会的标语横幅。开上高速公路，但见沿途两边所有楼房的屋顶和外墙都粉刷一新，有些老式房子破旧不堪，但外墙上腐烂的青砖都涂上了靛青色，砖与砖之间还画上了醒目的黑色（砖缝）线，看上去犹如舞台上的布景。我熟悉政府这套面子工程，并不感到惊讶，同行的女儿不解了，好奇地问，为什么做这种毫无实用价值的事？接我回家的亲戚说为了上海的形象，特别是世博会外国来宾多，要让他们对上海留下好印象。读高中的女儿不以为然，她说上海根本没必要这么介意外国人，有兴趣来看世博会的外国人，也不会那么在意与世博会无关的民居好坏。
这次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市民们在感受“美好”前先得忍受各种折磨。我住在虹口区，按上海的俗话，离浦东世博会场馆“远开八只脚”，但住宅小区前马路的路面有点凹凸，有关部门派人赶在世博会前铲平修复。这下好，我本来就受困于时差难以入眠，掘路机打机关枪似地不停地开挖， “嘟、嘟、嘟”，“哒、哒、哒”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让你根本没法安睡，持续了一个礼拜。我问家人，居民们为何不提意见，家人说政府号召“一切为了世博会”！得，我也只能为世博会牺牲应有的安宁。
更有甚者，小区内的甬道上铺着花砖，有些路段质量不过关，几年后砖面起翘。本来请人修葺整平即可，但政府的社区管理部门（过去称里委会）却花钱换另一种花砖。原来管理部门有盈余资金，通过搞工程就有名目从中渔利了，这也是中国的GDP永远能够“保八”的秘诀。
不过，社区管理部门还算小打小闹，上海政府为举办世博会的花费那才叫大手笔。在中央支持下上海掀起新一轮建设热潮，大举兴建或扩建地铁、隧道、公路，那劲头是另一种模式的大跃进，许多项目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过度开发建设。有学者指出，为举办世博会，上海寅吃卯粮花费了两千亿人民币，把以后几年的钱都用光了。
陷于疯狂的房价中不自知
为建造世博会场馆，上海少不了大拆大建，住宅大楼也随之一片又一片拔地而起，在全国高企的房价中上海借势拔得头筹。
亲友中的不少人不是买房就是换了新居，他们得知我回国，免不了请我去见识参观。一位晚辈半年前花四百万买下一套房子，现在出手可以卖到四百五十万，转眼间可获暴利令他陶醉。他开车带我去看房子。他的房子在最新款式的一幢高楼里，他向我展示房间装潢时更加自得：“这房子怎么样？”他在等我的夸奖。是的，非常好！毫不夸张的说，里面的装修都是五星级的。我说：“不是不错，而是超豪华，与你的房子相比，我在国外住的房子只能算‘茅屋’。”晚辈惋惜地说：“你在外二十多年不是白辛苦了？要是你不出国，也可以住上这样的房子了！”我说：“也许是的，但我一点也不后悔，何况，我虽然住那样的‘茅屋’，但我的软件比你这五星级好！”晚辈：“房子的软件？”我说：“是的，比如说自来水，我‘茅屋’里的水龙头打开就可以喝，而且水还带点甜味，你‘五星级’房子里的水可以喝么？”他这才语塞了。我补充说：“还有更软的看不见的软件── 空气，你看窗外，罩在你们高楼上的是什么，那迷迷濛濛非云非雾浓厚的废气，你们每天在污染的大气中呼吸而不知？房子再漂亮不过是个空壳子，水和空气才是人生命的源泉！”
晚辈被我说懵了。
遮天蔽日的污染
每次下飞机，我首先感到的异样是上海的天空。
为净化世博会环境上海已迁走了不少工厂企业，但污染程度没见多大改善。即使大晴天，你也不能看清一个囫囵光亮的太阳，白昼如此，夜晚更加不堪。因为倒不过时差，我在上海期间几乎每天半夜醒来，又久久难以入眠，那时，我就撩开窗帘仰望夜空，但见重重氤氲湿气蒙住夜幕，二十多天里，即使晴天，也没见过月亮和星星。蓦然想起，几年前温总理写过一首诗《仰望星空》，后来还被谱成了歌曲。其中写到：“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无论这首诗是在边陲荒野看着星月写下，还是在污染不亚于上海的北京中南海里闭门造车，都属于浪漫主义的，作为现实主义的一国总理应该想一想，怎样才能让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市民看到“寥廓而深邃的星空”，而不是纸上谈兵矫情抒怀。
至于上海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从海外回国的人大凡可以检测，我女儿期待回国尽兴唱“卡拉OK”，不料到上海的第二天就犯咽喉炎，嗓子哑了，别说唱歌，说话都不行，可见上海污浊的空气带着高浓度的病菌和化学杂质。
小时候，咬着大饼油条去上学是何等美味惬意，出于怀旧和习惯，每次回国，最想吃的早餐就是大饼油条加咸豆浆，但家人说，因为摊主用地沟油炸油条，上海人很少吃油条了，做大饼油条的摊位也愈来愈少，现在要吃得去正宗的点心店饭店。
一天早上，我和家人一起去菜场，亲眼见识了地沟油。果然，偌大的菜市场只有一个大饼油条摊位，买的人寥寥无几，都是卖菜的农民。我走近油锅看，那油深黑沉沉的，恰如像铺马路的柏油，这样的油炸出来的油条只能赶跑上海人。
事实上，地沟油是看得见的恶心，更多的食品危害是看不见，也让你难以判断。比如，好几个肉摊，只有一家的品牌是经过国家鉴定的，质量有保证，价格高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倍。
肉类还还能分出优劣，蔬菜就难以识别了。虽然政府规定蔬菜施农药后三天才能上市，但无人监管个体菜贩子，违规现象极为普遍，茭白之类用漂白粉浸泡已是常规，买回来的蔬菜都要反复浸泡冲洗才能入锅。
蔬菜肉类如此，油盐酱醋也无法让人放心，人们一般选择比较可靠的品牌。近来食盐尤其成为问题，市场上出现的不是工业盐就是过量加碘的盐。一次，我去医药公司买药，竟然见人排队抢购什么，奇怪，难道药也有紧俏的需要排队买？上去一打听，才知原来是买健康盐。
尽管上海人对食品毫无信心充满警觉，但长期吃防不胜防的伪劣食品度日，感觉也难免迟钝。一次，全家一起吃一种“优质”长寿面，咀嚼到最后我和女儿都吃出带药性的苦味。面粉里加滑石粉早已曝光，面中的怪味是否来之于此不敢断言，奇怪的是其他人没有这样的味觉。
保证食品安全也是世博会的一个誓言，不知上海市民能否借此机会吃上放心食品？
毫无安全保障的生活
食品问题再多还是隐性的，市民一边发牢骚一边忍气吞声地吃下去，社会治安的恶化才是更紧迫的大患，它时刻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
如今家家户户装有铁门，一楼、二楼的居民还在窗外安上监牢样的铁栅栏，但这些防护并不能减少各种恶性犯罪。前不久，我家楼下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一时大意，让送米上门的人进门酿成大祸，来人把她捆绑住，把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逃之夭夭。老太身子没受伤害，却吓掉半条命，从此瘫倒了。
一次我和亲戚在饭店聚餐，表弟迟到了近一小时，他抱歉说因为停在楼下的助动车被人偷窃了！过后他又戏剧性地找回了车子，讲起这次经过简直就是一部惊险片。
表弟的助动车失窃后，本来想去报案，但一位有过类似经历的同事赶紧劝阻他说，一旦报案，你的车就完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因为公安把失窃的车号公布在网上，偷窃者知道无法再倒卖，就会拆毁车子卖零件。同事熟稔地告诉表弟如此这般赎回车子。
表弟按同事的指点去找某摆摊的老妇，他告诉老妇想寻找失窃的车子，老妇唤来一个小伙子，小伙子问了表弟的车号，然后用手机和人联系，确定仓库里有表弟的车子。小伙子说，想赎回车子就得支付三千人民币，也就是原价的四分之一，表弟权衡了一下只得答应下来。
次日，表弟带上现金按约去另一个地点，他在那里上了一辆小车，为防他记住地址，车子带着他大马路小通道绕好几个圈子，最后进入一个仓库样的地方，里面放满了偷窃来的车子。表弟付了钱拿了车子再由他们绕圈子送出来，那经历跟电影里的黑社会故事一模一样。
我问表弟，这样的“敲诈游戏”近乎半公开，难道警察不知道？表弟说，连警察失窃车子都是按这个路子赎回来，不过价格比我们便宜！
要不是表弟亲历的事，我不会相信事件的真实性。呜呼！霓虹灯下歌舞升平的大上海，又是全国治安最好的大城市，黑道竟然如此横行！老百姓到哪里去找安全感！
警察的另一种威力
治理黑道无能的警察，管治正道却十分得力，监控良知人士更是无微不至。这次，我本想借回国之际学一点气功。早年，上海各大小公园天一亮就有人练各种气功。这次，去复兴公园、人民公园、虹口公园，竟然找不到一个练功处。仔细探问才知，自从镇压法轮功后，连带着所有的练功团体都列入禁忌，公园等公共场所已不允许集体练功了。
不仅集体练功犯忌，只要出现人群聚集的事，总能引起警察的特别关注。人民公园有一个“婚嫁角”，那里每天聚集著好多人，都是为子女找媳妇女婿的父母，就是这样一群人警察见了也如临大敌，便衣们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地看顾着他们。
对普通民众尚且如此，对所谓的敏感人物更是不遗余力了。我去看望冯正虎，和他约好了在外见面的时间，不料，到了那天早上他出不来。原来那天王力雄到上海，冯正虎被派出所的警察约谈了一天。真是难以理喻，王力雄不过是一介文人，大概来上海作学术交流的，冯正虎也不过一介学人，即使两人见面能出什么大事？弄得如此草木皆兵，真是无事生非！
临近世博会，特警队开始在街上巡逻，他们全都用“宝马”武装，反正用的民脂民膏，想怎么招摇就怎么招摇，纳税人看着也只能干瞪眼。同时，各地警察和派出所也开始世博会前的“清场”。一天半夜两点，我们小区对面的一家“洗脚店”突然出现骚乱，原来警察突袭店家，抓走了全部洗脚妹，关闭了店门。我对家人说，现在到处是这类“洗脚店”，早该清理了。家人说，什么清理？抓进去罚个一万、两万又给放出来了，对面这家店被关过几次了。果然，我经过不远处另一家类似的店，就见几个女子穿着透明的薄衫几乎半裸地坐在里面等客，根本没人管。警察竟然用这种方式创收。这是怎样的一个上海？
时光在钟声中倒流
外滩几年前刚进行过改建，这次为了世博会再次扩建。三月二十八日，外滩重新开放，新筑的黄浦江堤岸还举行了迎世博大型文艺晚会，世博会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几天后的晚上，我去外滩，徜徉在加宽的堤岸，不由感慨，外滩是上海永远的脸面。那一刻，浦江两岸灯火交相辉映，迎接世博会的大上海着实光鲜可人。然而，时值八点，就在我准备离开时，海关楼上亚洲第一大钟的钟声敲响了，敲出来的竟然是《东方红》，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身子本能的激荡。
恰遇早春倒寒流的时日，乐曲比刺骨的冷风更深地扎伤了我，时光真是倒流了，我仿佛回到一九六六年。那年八月，一直以《威斯敏斯特》曲报时的大钟改播《东方红》，文革期间大钟一度停播。改革开放的一九八六年国庆前夕，大钟恢复敲击，也恢复用《威斯敏斯特》曲报时，然而一九九七年大钟又返回到《东方红》。
大钟选曲的变迁告诉我们，时下的上海或者说中国处于怎样的时代。以城市建设和人们的物质生活而言（不提为之付出的破坏自然毁灭资源的代价），上海确实已不是以前的上海，但就精神文明和政治生活而论，上海仍没走出毛泽东时代，上海人仍没能成为堂堂正正的公民。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走出时，决没想到二十年后会出现这样一个上海，我不太在乎的东西发展得“超常”好，而我期待和渴望的东西──自由的气息──比当年还稀薄；离文明世界人人享有的民主人权比当年更遥远。
离别上海时，我不由伤感地默念：“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