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几年，中国人的住房拥有率急剧提高。房产已经成为中场阶级的标志。这多少有些效仿美国的生活方式。还记得几年前布什竞选总统时的口号吗？他要美国成为“有产者的社会”（ownership society）。不仅是他，克林顿在任八年，也把提高住房拥有率作为繁荣社会的关键指标。
但是，随着房地产泡沫的崩解，美国学者们开始对“有产者社会”进行反省。最近以研究创新社会着称的社会学家Richard Florida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惊人之论：拥有住房和创新社会相矛盾。越是有房越贫困。他的数据清清楚楚：在美国住房拥有率高的地区，一般都经济落后、老百姓贫困、生活质量相当差。住房拥有率低的地方，则经济发达、工资高、生活质量优异。比如，住房拥有率在75%的几大城市，如底特律、匹斯堡、圣路易斯等，如今都是美国经济的重灾区。底特律的有些区几乎如同鬼城。再看住房拥有率仅为55%-60%的地区，比如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乃至中北部内陆科罗拉多州的博耳德（Boulder），则经济发达、收入高。根据盖洛普的民调，这里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都非常高。
为什么会如此呢？仔细对比这两类城市就明白。前一类是传统的工业城市，为产业工人聚居区。后一类是高科技、教育、和服务业的中心，吸引了大量年轻、高知识的创造性人才。这两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乃至生活方式都非常不同，乃至影响到了当地的房价和住房拥有率。美国的私房热，是从战后开始。那时美国是“世界工厂”，高中生毕业后就在本地工厂里就职，享受高福利、高工资，比教授的日子好不少，乃至有教授的孩子不读大学而要当工人，一辈子不会离开故乡。五十年代作为副总统的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美国展厅进行了世界瞩目的“厨房辩论”，地点就是美国展览的房子中的厨房中。当时苏联媒体讽刺美国人展览的“豪宅”是“泰姬陵”，和普通人无缘，是拿来进行冷战宣传、忽悠苏联老百姓的。尼克松则一五一十地算工资，令人信服地说明：一个美国钢铁工人的工资，可以轻松地买下这个“豪宅”。住房由此成为“美国价值”和“美国梦”的国际招牌，一直延续到了九十年代。
但是，也正是在九十年代，信息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其影响如今已经扩散到了住房结构上。“世界工厂”的基础顾名思义是工厂，工厂属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制造业。其雇员自然跟着在本地扎根、买房。高科技和服务业崛起后，制造业纷纷“外包”。而创新型经济的要求是机动、“人挪活树挪死”。三大汽车的流水线不能说搬家就搬家。但是，新经济的创造者们，拿起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就走人，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他们当然不愿意被房子套住了。如今，美国的住房拥有率已经从70%的高峰跌到了67%，城市土地研究所则预计将继续下跌到62%。Richard Florida声称，如果全美的住房拥有率降低到55%-60%，也就是目前先进城市的水平，则经济发展要健康得多。
中国的国情当然和美国有相当大的不同。比如，制造业的低薪是产业工人流转率非常大，富士康的职工经常干几个月就走，当然不可能象美国工人那样在当地买座“泰姬陵”了。但是，沿海大都市不断白领化、高科技化，大概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一旦二线城市的发展赶上，许多高科技企业可能向这些住房成本低的地区流动，创造出新的经济动力。而被住房套住的人，则很难参与这种新经济。总之，老经济静，新经济动。中国的经济何时能够“动”起来，现在还很难预测。但是，买房多涉及几十年的生活规划，对经济远景不可不多加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