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体术用”之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观点。这里的“道”是指宇宙的特性，而“术”则是“道”的具体运用。如果我们把“道”比作一支神笔，那么这支神笔的自身是其本体，而它用来写什么，画什么都是它的作用了。那么宇宙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呢？法轮大法的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一书中揭示：“佛法”是从粒子、分子到宇宙，从更小至更大，一切奥秘的洞见，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他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论述，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佛家所说的“法”。
中国古代的哲学认为，“道”是我们这个宇宙的本体。老子《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用现代的观念不太容易理解。大家知道，“帝国时代”也好，“仙剑奇侠传”也好，这些电脑游戏都有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所有的游戏都是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进行的。你说它是虚拟的，可是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全身心投入其中的时候，这个游戏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无不牵动着我们的心，左右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至少在那一段时间，对我们而言，这个游戏的世界是实实在在的。至于远在千里之外的地震，万里之遥的火山喷发，对于沉浸于游戏世界中的我们来说，反而成了与己无关的另一世界中的事了。这就是《红楼梦》中所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道理。相由心生，相由心灭。真假有无，在于我们的自心，故王阳明曰：“心外无物”。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游戏的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呢，说到底不就是由软件程序形成的吗？不就是由一条条计算机语言指令构成的吗？软件程序就是游戏世界的“道”，就是那个世界的本体，它就主宰着那个世界，决定了那个世界中的一切。我们这个宇宙也是一样，也是由它自身的“道”构成的，宇宙之“道”主宰着宇宙中的一切，决定着宇宙中的一切。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体系，而“道”相当于宇宙体系的规则。岂止是宇宙，任何一个体系都有其自身的规则，规则制约着所在体系范围之内的一切，而这种制约是通过“术”来起作用，通过“术”体现到现实层面中来的。这就是“道体术用”的原理。
宋明两朝道学鼎盛，远迈汉唐。道学家们至今以宋明为荣，然而为何道学鼎盛的宋明皆亡于外患呢？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普遍重道轻术的结果。中国过去的“道学”是指孔孟之道。孔子的思想侧重于“仁”，孟子的思想侧重于“义”，孔孟之道，也就是仁义之道，是“真、善、忍”宇宙大法在人类这一层次的体现。
宋明大儒们好为迂阔之言，动辄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命。然而实际效果如何呢？道学兴而宋明亡。别说为万世开太平了，道学鼎盛的宋明两朝自身又有几年太平日子？道学家们坐享高官厚禄，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任你一肚子四书五经，满脑子“微言大义”，在烈火怒涛般席卷中原的异族铁骑面前，哪里有半点作用？这就叫做“清谈误国”。
在道学家中，王阳明是个异数。他不仅是道学家，而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先总统蒋公就是王阳明的铁杆粉丝，故他将台湾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王阳明之所以成长为军事奇才，那是因为他精研兵法，弓马娴熟，文武双全的结果。若没有早先打下的扎实的军事功底，就靠那几册四书五经，翻烂了都打不赢胜仗的。当然同样读那几本兵书战策，王阳明因为悟性奇高，故所获远远高于常人。他的悟性是与他的道学密切相关的。以道为体，以术为用，知行合一，这就是王阳明一生传奇的缘由。
即使是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下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前清的“政治辅导员”倭仁大学士依然在他给皇帝的奏折中振振有词地写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在当时看来，倭仁的观点在政治上是绝对正确的。
明礼义、正人心者，道也；施权谋、工技艺者，术也。前清著名道学家倭仁大学士的这两句名言，正是中国自宋明以后朝野上下重道轻术的最佳写照，也是官僚士大夫们治国无术，以致国弱民穷，国家危亡的重要原因，后世不可不引以为鉴。
然而当前的社会却与先前恰恰相反，是一个普遍重术轻道的社会。全世界都是形而下的技术层面非常发达，可是形而上的道德层面却非常之弱。尤其是后清红朝统治下的中国，由上而下普遍重权谋，工技艺，不惜毁灭礼义，遂使人心败坏，道德崩溃，导致天怒人怨，于是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国家社会江河日下，不可复治。由此可见，重道轻术则国家贫弱，重术轻道则社会败坏，须是道术并重，道体术用，方可国富兵强，国泰民安。
前清名臣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对当时乃至后世的中国影响非常之大。后清在六四屠杀之后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红朝翻版。其性质和表现如出一辙，其结果也并无二致。
就其性质而言，都是陈旧、败坏的体系内部一股狡猾的守旧势力执着于他们的既得利益，企图在不触动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利用革新的力量来渡过难关。就其表现而言，都是为革新设置种种障碍，试图左右革新的方向，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旧势力自身的既得利益。就其立场而言，守旧势力或是抵触革新，或是企图利用革新。无论他们嘴上说得如何冠冕堂皇，他们对革新都不是真心实意的、无条件的赞成与拥护。就其结果而言，虽然革新的初衷只是更新国家而非革除政权之命，然而无论是前清还是后清，其顽固守旧势力对革新的抵触和左右就是革新必须要破除的最大困难，也使得旧势力本身成为革新要清除的最大障碍。虽然旧势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他们所执着的既得利益，然而恰恰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让自己成为了革命的对象，这样的政权被革命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从哲学上说，道为体，术为用。道如干，术如枝。用出于体，如同支出于干。道学家将西方的技术视之为奇技淫巧，那是因为他们眼界太狭窄，只见支而不见干，只见术而不见道。无论是西洋的钟表、火车还是枪炮，其术必然是出自其道。若无伽利略、牛顿科学之道，必无西洋科技之术。同理，若无卢梭、孟德斯鸠政治之道，必无西洋政治之术；若无亚当•斯密与凯恩斯经济之道，亦无西洋经济之术。当代西方的法律、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是同一个西方之“道”在不同侧面的表现而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道术同源，只是表现各异而已。摒其道而用其术的想法只是张之洞们的一厢情愿，现实中终究是不可行的。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若付诸实践，虽能收一时之效，必然祸国殃民，流毒长远，造成难以收拾之局面。前清之往昔，后清之今日，俱是如此。
2010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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