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相比，印度经济经常显得黯然失色，但从增长率来看，两者的差距正在缩小。
2010年一季度中国和印度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年同比11.9%和8.6%。但这种比较并不公平，因为2009年后期印度遭遇了自1972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而且农业占印度经济的比例高达17%。在GDP中剔除农业部门因素后，可以更好地比较两国的潜在增长，结果表明，2010年一季度两国的增长率分别为年同比12.8%和10.0%。
2009年印度的GDP达1.2万亿美元，仅为中国（4.9万亿美元）的四分之一，但从增长率来看，印度凭自身的实力正在迅速成长为全球一股重要的经济力量。
印度和中国一起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意外。但我们不认为这种表现只是昙花一现，而是反映了几十年的渐进改革，例如开放外贸和投资，以及近期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措施。这些改革正开始结出丰硕果实，而且和过去的中国一样，随着中产阶层的迅速壮大，印度经济正在腾飞。
近期的数据显示，印度经济增长动能正在增强，甚至面临过热的风险。5月份中国工业生产增速回落至年同比16.5%，但印度4月份的增速则加快至17.6%；中国5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从4月份的55.7回落至54.5，而印度则从57.2上升至59.0；经合组织对中国的综合先行经济指数从2009年12月份到２０１０年4月份连续5个月走低，而印度则仍在上升。
由于供给不足，在腾飞的早期阶段经济过热的风险通常更大。印度的情况似乎正是如此，其投资/GDP比率尽管已从2002年的25%提高至2009年的35%，但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仅为31%，而中国的这个比率是41%。
从经济结构上比较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前景也非常有意义，尤其是从供给面。需求面推动的经济周期起落是投资者通常关注的焦点，但经济体也会经历供给面的结构性变化。这些结构性变化缓慢发生，但发展到某一时点就会开始对经济增长和通胀产生显著影响。
一个例子是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命名的“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这位经济学家观察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一定时点来自乡村的过剩劳动力供应将开始减少，从而让产业工人有能力要求提高工资。
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有初步迹象表明中国可能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今年很多省市都大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深圳、上海、广东、北京和福建分别上调了15%～20%，山东上调了21%，吉林26%，陕西和宁夏27%，湖北29%。最近一系列事件促使在中国的一些外企工厂异常大幅地上调了工资。电子器件制造商富士康本月将深圳工厂一线工人的月工资上调了30%，而且承诺10月份再涨66%，本田将部分工厂的月工资提高了20%～30%，而且保证会提高加班工资并改善工作条件。
中国农林牧渔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从2003年开始减少，但现在仍是最大的就业部门，不过这个地位可能很快会被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所取代。有意思的是，当日本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人数超过第一产业（上世纪60年代中期）时，实际工资增速开始真正大幅加快，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这让人有些怀疑中国的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是否即将飙升，因为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还需要好多年才会赶上第一产业。印度似乎还需要几十年，因为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到总就业人数的58%，而第二产业仅占17%。
不过，有一个有力的反论据。由于人口迅速老龄化，中国可能会比日本或韩国更快达到刘易斯拐点。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预测，2020年中国15～24岁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10年的16.9%下降至12.6%，这会导致愿意背井离乡去工厂工作的年轻、富有生产力的劳动者数量减少。相反，在1965年的日本，15～24岁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20.3%，而在印度，即使到2020年预期这个比例仍有17.9%。
如果中国真的遭遇刘易斯拐点，有一个重要的宏观意义需要强调，就是利润率受到挤压将加快劳动密集型工厂迁移到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或其他低成本国家，例如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