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并不意味着居民享受更完善的公共服务。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较低，居民看病贵、教育贵等问题相当突出，财政收入比重过高并没有有效转变为居民福利。从某种程度上讲，财政收入高增长增强的是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而不是人民的福利。
中国今年前5个月财政收入35470亿元，同比增速达30.8%。另据国税总局官员的估计，今年全年可望实现8万亿财政收入，将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国。
事实上，由于当前财政收入为预算内的统计数据，若纳入预算外的财政收入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小金库等，今年政府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将稳超10万亿元（有关研究发现去年政府各种收入应该就接近于10万亿，大约为GDP的1/3）。在欧债危机爆发，欧美国家财政收入普遍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等条件下，中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确实显得鹤立鸡群。
当前财政收入高增长与去年基数较低有关，也与当前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相关，同时也得益于税收征管的加强。然而，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近年来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
笔者认为，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首先得益于当前中国投资和出口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显示，基于生产环节的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使财政增速与投资增速呈正相关联。过度依赖投资虽然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保障，但不可避免地恶化经济内外失衡，导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具体而言，随着城市化、重工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引擎，以投资为主导的GDP增长愈发依赖于资本密集型投资，由于资本密集型投资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导致了居民无法有效分享投资拉动式GDP所带来的实惠。1997年—2007年，居民占GDP比重由50%持续下滑到39%左右，恰恰发生在中国重工化、城市化的投资加速时期。
同样，过度依赖外需导致了一系列负面结果。一方面是资产价格泡沫，另一方面使得以投资和出口为主的粗放式模式得以维系，从而也推高了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财富过度集中于企业与政府部门不仅导致大量私人部门闲置资金炒作资产价格，而且导致高投资，资产泡沫和高投资都有助于提高财政收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房价泡沫使得政府土地出让金高速增长和基于房地产的税收增加（目前房产行业的税费达到70余种，税收占房价的1/3左右），由于目前房产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房价泡沫所导致的房产高税负最终为住房消费者承担，显然，高政府收入背后是居民高生活生存成本。
其次，近年来财政收入持续高增长也反映出较高的真是通胀率。税收是以现值征收的，这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增长实际上反映了经济真实的通胀压力。当前中国的通胀状况集中反映为高PPI和资产价格泡沫，这为财收高增长提供了基础。
政府财政殷实理应为改善民生提供财力保障。然而，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国富并不意味着居民享受更完善的公共服务。由于政府财政支出预算中，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较低，居民看病贵、教育贵等问题相当突出，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过高并没有有效转变为居民福利。相反，由于财政预算中建设型支出占比高、政府行政成本较高，从某种程度上讲，财政收入高增长增强的是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而非居民公共福利的“果实”。过度倾向于建设型的财政体系，在提高城市化、加速 经济重工化的同时，也使劳动者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实惠。因此，适当降低政府收入比重，有助于纠正经济内外失衡，刹住居民收入持续下降的趋势。
另外，政府财政收入占比过高，增速过快正导致经济资源使用效率下降，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其一，政府部门本身不直接产生财富。建设型财政项目大都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益等领域，投资效率低，甚至大量项目无法产生收益，近年来银行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与政府和国企投资相关的项目中，反映政府主导的建设性财政支出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不佳。而过多的经济资源集中于效率较低的政府和国企手中，将降低资源使用效率，从而牵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其二，政府财政收入过快增长，虽然可以为改善民生提供了财力保障，然而，过于复杂的转移支付体系，既导致了财政资金的低效使用，也面临着较高的执行成本，并不可避免地为腐败提供温床。
由此可见，改革税制、财政预算支出结构，适当降低过快的财政收入增长，使经济资源更多地为效率相对较高的私人部门持有，不仅有助于经济健康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而且有助于保障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