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今年4月推出“一刀切”的惩处贪官的政策：若官员被发现受贿或贪污，无论涉案金额大小，都将被开除公职。中国能不能借鉴韩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呢？本台记者唐琪薇邀请在北京的法学博士滕彪和旅美历史学博士史东就此进行讨论。
记者：“非常感谢二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韩国政府今年四月推出了‘一刀切’的政策，若官员被发现受贿或贪污，无论涉案金额大小，都将被开除公职。 据了解韩国之所以一些小会的官场手势不断呢，原因在于官员他们知道受贿金额如果没有达到五百万韩元，也就大约四千美元，那就不会被起诉。我想首先请教一下 北京的滕彪律师，中国可以受到法律制约的受贿金额是多少呢？”
滕彪：“在实践当中各地把握的尺度不一样。刑法的受贿对象它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多少金额构成刑法处罚。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多少金额构成刑法处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大多数贪污受贿的官员没有得到处理。可能没有得到处理的官员要达到99% 以上。”
记者：“有分析人士说有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可以对贪污腐败现象起到未雨绸缪的效果。我想请教一下在美国的史东博士，你觉得这种一刀切的利弊在哪里呢？”
史 东：“韩国的‘一刀切’是有它的传统的，你比如说在它的现代化的中间，从全斗焕时就开始搞一刀切。为了搞现代化不许有工会组织。那个时候呢，是没有一个法 治的框架，所以说那个时候是一个专制的情况下搞现代化。那么，现在韩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搞‘一刀切’当然有一些专制的味道。但是如果‘一刀切’是在法律 的框架之下进行的，在程序上审理的过程中间，它都有其法律为依据，那么这‘一刀切’、‘二刀切’没有关系。”
记者：“滕彪律师您刚才谈到 了在中国其实有99% 的贪污腐败案件的最终没有得到处理，在您看来这些贪污案件在中国的那些机构是比较密集的呢？中国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而且它的官员也不 是民众选举的，也没有媒体的自由监督。这样的话，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政府系统它都是非常腐败的，高度腐败的，不腐败的官员才是特例。”
记者：“看来中国的腐败现象确实是非常严重。现在有些分析人士建议中国应该象韩国学习，也不妨对小贪小腐实行开除公职的‘一刀切’的做法。我想请教一下在美国的史东先生，您觉得他的这种提议有它的现实意义吗？”
史 东：“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新闻价值，但是它没有现实意义，原因是中国和韩国它的政治框架就不一样。在韩国一个官员如果发现真正有贪污受贿的，那么真可以被开 除。在中国不一样，你要是有贪污受贿的，首先负责追究这些事情的机制不是法律，而是党的纪律。一个官员他犯了法，他首先是受党籍的处分，那么党籍和国法这 里面就有冲突。”
记者：“下面我们再回到滕彪律师一开始提到的这个99%的问题。在您看来中国在处理这个贪污腐败案件的时候，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滕 彪：“中国也经常有一些官员包括厅局级甚至省部级的官员受到刑法处罚，甚至还有省部级的官员被执行死刑。但是这个并不是中央政府它严惩腐败的一个标志。实 际上这些官员因为受贿或者是贪污受到法律的处分，他往往是官场上斗争失败的一个产物。由于整个的体制它是一个伸张体制，官员的腐败它是这样一个政治运行的 一个条件，如果地方官员他不听话的话，他可能就要受到这样的追溯。所以他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几乎没有一个官员不腐败。这样一个体制下腐败受到惩处的 概率很低。腐败的成本很低，而且他的收益很大。所以最大的难度还是法律不起作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它是在一个人事斗争或者是政党的意识形态压力之下。”
记者：“我觉得你分析得非常有道理。我想请教一下在美国的史东先生，您觉得在目前现行的体制之下，有没有比较现实的方法可以改变中国腐败现象严重的问题呢？”
史 东：“最理想的办法当然就是把中国所有的政治实体，所有的个人和团体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法律之下。而没有任何的组织可以高于一个法律，这个当然是在中国现在 的情况下很难做到的。当然中国的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政治的问题。在中国有很多法。这个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依法整人。国家很容易通过一 些法律去维持稳定，去维持所谓的安定团结，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以法律为工具来为一个政治实体服务，我觉得这个是解决中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的一个 最根本的途径。”
记者：“那滕彪律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滕彪：“我也同意史东博士的一些看法。虽然有一些小的措施可以在 某种程度上对腐败稍微加以扼制比如说公布官员的财产等等。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起到作用，只是一个指标不治本的办法。想要减少腐败至少对目前非 常严重的、普遍的腐败现象有所扼制的话，那要从整个的政治体制上着手才行。你要有普遍的选举，多党竞争相互形成一个制约监督。然后还要有独立的司法体系、 还要有选举、还要有新闻自由、媒体的监督。如果没有这些最基本的政治架构的话，那这个腐败现象是不可能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