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一时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系争权夺利，穷兵黩武。今天你登场我下台，明天我掌权你滚蛋，群魔乱舞，丑态毕现。不少军阀、政客下野以后，遁迹于天津作了“寓公”。一来是因为天津有外国租界，可以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构筑自己的安乐窝；二来是因为天津和北京相距咫尺之间，便于窥测方向，重整旗鼓。当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就是说，某些野心家在北京的袍笏登场，却原来是在天津打扮起来的。
北洋政府前后5任总统中，徐世昌、黎元洪、曹锟3人在被迫下野之后，都息影津沽，颐养天年，后来也都病死在天津私寓；袁世凯、冯国璋与天津也夙有渊源。“东北王”张作霖进关之后，问鼎京师，粉墨登场，组织安国军政府，开场锣鼓也是在天津敲响的。
北洋政府的32届内阁，有1/3的总理，如段祺瑞、靳云鹏、唐绍仪、张绍曾、龚心湛、颜惠庆、顾维钧、熊希龄、梁士诒、朱启钤、高凌霨、潘复等，都在天津或久居，或暂住，在这里都设有私人公馆。在这里的内阁部长一级的人物更是大有人在，名声显赫的如王揖唐、王克敏、叶恭绰、曾毓隽、段芝贵、陆锦、朱深、张弧、张志潭、吴毓麟、吴光新、刘冠雄等等。至于下野督军、都统和省长一类的人，信手拈来也有一大串，如倪嗣冲、王占元、陈光远、张勋、齐燮元、卢永祥、李厚基、王承斌、田中玉、王怀庆、汤玉麟、张敬尧、鲍贵卿、孟恩远、万福麟、张作相……还有那位睥睨南北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等而下之，寓于天津的一般军长、师长、厅长、局长等等，为数就更多，夸张一点说，有如过江之鲫了。如此众多的北洋政府要员麇集津门，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风气上，不可能不对天津这个工商业城市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么一大批下野军阀与失意政客，在天津是怎样打发自己的寓公岁月呢？
有的野心不死，仍在窥伺再起，1928年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有些军阀在归顺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尽管后来大多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削去兵权，但终究能够苟安一时，依旧有高官可做，有地皮可刮。舍此而外，要想东山再起，只有依附于外国势力，充当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了。
日本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早就猎中了这一伙北洋军阀、政客。20年代，在天津冒出来若干日本特务机关，如什么青木公馆、茂川公馆、三野公馆、松井公馆、和知公馆等等，大多以北洋旧军政要人为其工作对象，专事笼络这些寓公。愿者上钩，不少人逐臭而至，甘心卖身投靠，充当侵略者的傀儡。在天津日租界有个“三同会”，系三个亲日团体即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留日学生同学会和中日同道会结合组成的，几乎把所有亲日、媚日分子都网罗进去了。这个“三同会”的后台，是日本驻屯军参谋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
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之后，把一批前清遗老和北洋旧吏都派上了用场；接着，日本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妄图在伪“满洲国”出笼之后，再如法炮制一个伪“华北国”。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个月，日本驻屯军唆使汉奸在天津制造“便衣队”武装暴乱，图谋推翻天津地方政权，并趁机将溥仪劫持到东北作傀儡“皇帝”。参与策划这次暴乱事件的头目张璧，就是当年驱逐溥仪出宫时的北京警察总监。段祺瑞下野居津期间，日本人几次怂恿他“出山”，主持东北或未来的华北傀儡政权；此事为蒋介石侦知，急派要员北上，将段祺瑞接到南京，才得以摆脱日本人的困扰。1935年，原北洋政府湖南督军张敬尧在日本特务机关指使下进行反蒋活动，事机不密，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于北平六国饭店。在日本驻屯军的操纵下，白坚武出头组织“华北正义自治军”，计划攻打北平，夺取政权，也未能得逞。这个白坚武，就是当年吴佩孚的政务处长。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就侵占了北平、天津及华北其他城市，被日本人豢养多年的那些北洋军阀、政客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纷纷沐猴而冠。如江朝宗出任“北平治安维持会”会长，高凌霨出任“天津治安维持会”会长，马良出任“济南治安维持会”会长。1937年1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一大批北洋旧吏，如王克敏、王揖唐、汤尔和、齐燮元、朱深、董康、王荫泰、门致中、王水泉等，都充当了汉奸大头目。这伙民族败类果然如愿以偿，东山再起了，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千载骂名。
有的皈依佛门，并非看破红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于杀人如麻的军阀，无疑是一副精神解脱良剂，因而那些混世魔王摇身一变而成“虔诚”的佛教居士。天津本非佛门胜地，又无高僧常住，却由于一时间涌来这么一批“皈依弟子”，佛教突然火炽起来。
曾经狂热地迷信“武力统一”的段执政段祺瑞，在下台后也笃信佛陀了。
他在公馆里设有佛堂，广交僧俗弟子。段的皖系部属也纷纷追随其后。不知是什么人调侃他们，封了个“八大金刚”，他们是：董康、朱深、黄郛、王揖唐、张孤、吴光新、王郅隆、倪嗣冲；并把段祺瑜比作释迦牟尼，曹汝霖比作观音菩萨，陆宗舆、章宗祥比作文殊、普贤。可见天上人间，同样都是以权力论座次的。靳云鹏与孙传芳在佛祖面前也不甘示弱，他们接办了一座规模不大的禅院，改名“居士林”，分任正副林长，每逢周日聚众讲经，善男信女济济一堂。不料在1935年11月13日，施剑翘为报杀父之仇，混在礼佛居士行列，一举刺杀了孙传芳。这一场“血溅居士林”的武打戏，使寓居津门的北洋军阀人人自危，原来佛堂也并非清静之地，居士林顿时门可罗雀了。
佛教也是日本人笼络北洋军政要人的一条渠道。30年代初，日本真言宗高野山金刚寺在天津设立了一个“中日密教研究会”，参加者中日人士参半。
在日本人中最活跃的是驻屯军高级参谋石井嘉穗、日本居留民团团长臼井忠三，都是握有实权的人物；中国人有段祺瑞、孙传芳、曹汝霖、王揖唐、齐燮元、高凌霨、纽传善、孙润宇、张志潭、白坚武等。会长先是段祺瑞，后为王揖唐。
在“七•七”事变前，蒋介石曾在庐山接见过王揖唐，授意王以中日密教研究会会长名义访日，接触日本朝野人士，藉此探测日本对华政策的动向。由此可见这个佛教组织的政治功能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伙佛门弟子们纷纷沦为大汉奸，他们仍紧紧抓住这面佛教旗帜，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天津建立了一个“中华佛教会”，妄图全面控制中国佛教界。这个伪组织的会长是潘对凫（原北洋政府总理潘复的父亲），高级顾问有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董康、朱深，以及日本僧人吉井芳纯，常务委员有江朝宗、靳云鹏、王揖唐、曹汝霖、高凌霨等。仅从这一纸汉奸名单，就不难嗅出其龌龊臭气，所以为正信的佛教徒所不齿，不久也就名存实亡了。
有的弃官经商，生财有道军阀们这伙纠纠武夫，对赵公元帅的膜拜却也至诚得很。不少人在台上就亦官亦商，一身二任焉，贪婪聚敛，不厌其多。他们在得势之始，便以权牟利，多从封建性盘剥入手，广置田产、办盐务、经营当铺之类。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吉林督军鲍贵卿、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在天津都置有为数可观的房地产，并设有房产公司或经租处专营其事。如李纯的经租处每月所收租金与利息高达4万元，而当时的金价不过每两20元左右，计合黄金2000两。曹锟家族（弟兄5人）在天津及其家乡攫取的土地总在200顷之谱。办盐务的如吴毓麟、鲍贵卿、李廷玉、许兰洲、张廷谔；开当铺的如王占元、陈光远，曹锡及其弟兄开设的当铺竟有9个之多。当备派军阀扩军备战之际，从事军需工业成为致富捷径。如曹锟当上了直鲁豫巡阅使之后，与其弟兄开设了粮栈、被服厂、饼干厂，产品主要供应军队，并以“军运”为名强令铁路局专车运送，不出运费，获取暴利。倪嗣冲的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本是粮商出身，利用筹办军粮之机做投机生意，大发横财。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吸引了北洋军阀、政客的投资兴趣。据统计，在20年代前后，北洋军政人员对天津工业的投资额至少在4600万元以上，约占当时天津民族资本10万元以上大厂资本总额的58％。北洋军政人员对金融业的投资量为数可观，如著名的“北四行”有三家（盐业、金城、大陆）是北洋系资本开办的，其他如中国、交通、中南、中国实业、新华商业储蓄、北洋保商等各大银行都有他们的大宗股份。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天津的钱业一度发展很快，其中有不少属于北洋系资本；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天津有银号122家，其中北洋军政人员开办的占10％，投资额在百万元以上。在天津经济界，北洋系军政人员资本可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北洋军阀政客投资经营企业，大多在他们执政掌权时已经开始，这就为他们下台以后弃官经商奠定了经济基础。对天津工业投资最多的是倪嗣冲、曹锟、黎元洪、周学熙、王占元、陈光远，仅倪嗣冲就达800多万元。黎元洪下台以后，主要精力转向经营工商业，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有60多家，投资额达300多万元，他曾经担任过许多企业的董事长、董事职务。有些弃官从商者，如周学熙、龚心湛、吴鼎昌、徐世章、曹汝霖、颜惠庆等，在天津经济界颇有影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实业家、银行家。
有的恣意寻欢，挥金如土北洋军阀、政客依仗着搜刮来的孽财，整日沉溺在吃、喝、嫖、赌的放纵生活中，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挥金如土，祸及子孙，大多数人没有好的结局。
军阀、政客们把讨几房小老婆，视若寻常事，其手段不是霸占坤伶，就是为妓女赎身。天津南市妓院区有个天宝班，老鸨子诨号“小李妈”，风流放荡，以善于酬应军阀而名噪一时。小李妈最讨张作霖的欢心，张每次滞津期间，必找小李妈陪着“斗十胡”，许多奉系军阀也就成为天宝班的上宾。
张作霖、鲍贵卿、孟恩远、张宗昌等人都从天宝班领出过妓女做姨太太。有些高等妓院，由于军阀、政客的寻花宿柳而大走红运。三房六妾之间，常常引起争风吃醋的丑闻，甚至有的大打出手；外遇私奔之丑闻，当时小报也时有披露。
天津租界里的赌场甚多，五花八门，标新立异。比较著名的如同文俱乐部、泰安俱乐部、德国球房、吉拉枪场、安乐宫、回力球、赛马场，都是北洋军阀、政客及其眷属经常光顾出入之地。北洋财政总长张弧嗜赌若狂，在同文俱乐部曾经一个晚上输掉6万元；奉系北京市长周大文，一次在回力球场输掉了两所楼房；曹锟之子曹士嵩“压牌九”，一夜之间把5所楼房全部输光。真是各有千秋！天津的赛马赌风很盛，原来有一个英商赛马场，1920年张弧、吴光新（原北洋陆军总长）又筹建了一个华商赛马会，与之对抗，更助长了天津的赛马赌风，每次开赛，全城轰动，成为一大社会新闻。热中于狂嫖滥赌，正是某些下野军阀、政客糜烂生活的写照。
有的颐养天年，保全晚节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华北以后，北洋军阀、政客叛国投敌者固然大有人在，但无视敌人的成逼利诱不出任伪职者，也不乏其人。
徐世昌就是其中一个。他在1922年6月被直系从总统宝座上赶下来以后，即退隐津门，长年以读书、绘画、赋诗、写字为乐，韬光养晦，不再涉足政坛。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徐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对外推说有病，从此不再出门，也不会客。日本贵族院议员坂西利八郎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先后通过靳云鹏与曹汝霖，游说徐世昌出任华北伪政权头目，均遭拒绝。1938年冬徐世昌息患膀胱瘤症，泌尿科专家谢元甫劝其去北平协和医院做手术，徐担心被日本人劫持，不肯定出租界，以致病情延误，转年6月死于津寓。曹锟在沦陷期间也受到日伪势力的胁迫，这位当年醉心于权位的贿选总统，一反故态，拒绝“出山”，落得个晚年清白。奉系吉林省长张作相，“九•一八”事变以后避居天津，日本人派伪满财政次长洪维国专程来津，以高官厚禄引诱张作相“下水”，被张严词斥退。此外，还有一些北洋旧吏，如张国淦（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王廷桢（曾任察哈尔都统）、陆锦（曾任陆军总长）、朱启钤（曾任交通总长）等，都抵制了敌人的诱惑，拒绝出任伪职。这些人，当年宦海浮沉，争名逐利，而在民族危难关头，保有一点爱国的良知，洁身自爱，保全晚节，确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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