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教既有明晰的道德理想，又有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全的组织制度，是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外最早的和长效的教育资源。虽然这种教育传统在近现代遭遇过人们的摒弃，但抚今追昔，尤其是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我们确有必要重审古代家教在教化天下方面留下的历史经验。
判定中国古代家教传统的是非功过，首先要剖析古代家教思想中道德构成的基本要素。从古人留下的大量家训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代的家教思想道德构成不独是家庭伦理方面的内容，而是已覆盖到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各个层面，家庭是古代社会全面施行伦理教育的最初起点和最基层的常规机构。
在家庭伦理方面，古代家教首先推重儒家提出的“孝悌”观念，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家庭内部的和谐、有序，而且具有尊老抚幼的社会保障功能。确立这种道德观念的意义还在于：进一步把家庭伦理秩序向社会进行类比和推广，要求人们要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天下所有人，力图构建普天之下亲如一家的大同世界。这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它成功实现了把家庭伦理同人际伦理、政治伦理的对接和统一。这其实也是从生命伦理的高度表现的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在职业道德方面，古代家教首先推重的是读书。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读书归趋问题总是遭到近、现代某些人的深度曲解，以为古代读书人只能拼挤于一条“应试做官”的独木桥。对此，南宋哲学家陆九韶在《居家正本制用篇》中早已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试观一县之间，应举者几人，而与荐者有几?至于及第，尤其稀罕”。他认为读书应以“通经知古今”为目的，这样至少能成为“孝悌忠信之人”，既有利于科举应试，也有利于“事君临民”。明代进士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说：“学贵变化气质，岂为猎章句、干利禄哉?”明代大儒高攀龙在《家训》中说得很直率：“吾人立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清初学者孙奇逢说得更加明了：“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清末花隐老人甘树椿在《甘氏家训》中说：“我家自祖父以来，专以耕读为业，不干预地方公事。愿我子弟笃守家风，专务本业，奋志读书。”即便是耕田务农也要“奋志读书”，足见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提高人的从业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滋养之功。古代家教强调读书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和敬业精神，力图使读书的子弟践行一种学以致用的人生哲学。
虽然古代家教把读书做人视为第一要务，但同样也把子弟在应举进仕方面的成功视为一件光宗耀祖的盛事，只是子弟无论获得何等重权显位，家教依然没有放弃和放松对他们的监管和权威。宋代进士袁采在《袁氏家范》提出：“子弟有愚缪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唐代崔元炜的母亲说：如果听说在外面做官的儿子生活过得很清苦，就是“好消息”，如果听说他在外面过得裘马轻肥、生活奢侈，就是“坏消息”；她正告儿子做官如果“不务清洁，无以戴天覆地”。这说明为官清廉与否，不仅事关社会的祸福，也波及家庭的荣辱，这是从“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中产生出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通过家教口传身授、世代传承和发扬光大，已经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
中国古代创立的“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把教化天下的任务分摊到每个家庭来承担，直接把家庭这个社会最基层的单位及人所依赖的生活环境变成了道德教化的组织机构。《三字经》中提出的“子不教，父之过”，就是社会向家庭分摊教化任务的明证。古代家教的实质其实就是在全社会推行道德教化的家庭责任制。
古代家教是有一整套组织制度的终身教育。据宋代司马光《家训》记载：唐代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在教育儿子的时候，每天像老师给学生布置功课和检查作业一样严肃认真，一直坚持二十余年。宋代宰相赵鼎在《家训笔录》中明确规定：“子孙所为不肖，败坏家风，仰主家者集诸位子弟堂前训饬，俾其改过，甚者影堂前庭训，再犯再庭训。”即使到了元代，曾经创有十世同居佳话的郑氏家族，仍然保持着在每天早晨举行全家聚会和每月朔望进行祭祀聚会的习俗，在聚会中宣讲家训，并通过在祠堂设立奖罚牌对全体家庭人员的操守行为进行督查和奖惩。延至明代，山西副使王演畴的家族仍然坚持在每月决朔望两会中，召集家众举办以宣讲《孝经》、《小学》和《大学》为主要内容的家训活动，其规格和气氛与现代学校教育模式毫无二致。到了清代，监察御史蒋伊的家族仍然坚持朔望两会的习俗，并在《蒋氏家训》中明文规定：子孙如果“有败类不率教者，父兄诫谕之。谕而不从，则公集家庙责之。责之而犹不改，甘为不肖，则告庙换之，终身不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形成和传承的过程在古代家教的运行机制中可见一斑。
古代家教为促进社会和谐、传承美德和弘扬民族精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虽然，这种教育模式在现代人看来带有“封建家长制”的色彩，但要理解古人设计这种家教模式的高明之处在于：把适应各种社会秩序及社会角色所需要的素质教育转移和分解到每个家庭来进行，并在全社会建立起一个家家有责、人人践行且代代相传的广泛而长效的社会教化机制。这是一种处在自我组织状态下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培训模式和教育资源，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杰出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