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儒学在封建社会各学派中至尊至高的地位，因而“儒医”是医家中最高的称誉。尤其到了宋代，医学被认为是实现儒家理想的重要途径。
范文正公（仲淹）在年轻尚未得志时，去灵祠祷告求签，问道，他日能成为宰相吗？得到否定的签后，便说，如果不能实现的话，就作一个良医吧。因为作良相固然可恩泽天下，既然神灵不允，那么能实现救人利物心愿的，就莫如良医了，因为作为良医上可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民之厄，中可以保身长全，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途径了。
此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就成为了旷世流风、儒士箴言，儒医的传统便形成了。当然，要成为儒医，就必须有一定的儒学修养，宋代设立了特有的教育机构——医学，它完全仿照太学之例。宋徽宗还颁诏，将医学脱离专管宗庙礼乐的太常寺而隶属国子监（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从而使医学纳入儒学教育体系，以“教养上医，广得儒医”。并且按等级任命医官，使儒医的地位得到确立，从而开辟了一条“医而优则仕”的道路。儒医的提倡实质上起到了以儒学帮助医学、改造医学的作用。
宋代儒士往往以不知医为羞，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等都属此类。 同时，客观上受宋代儒学“格物致知”学风的影响，不少宋儒也将研讨医学作为格物致知的对象，如王安石即自称：“……，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谈，农夫女子，无所不问。”又如北宋末年寇宗奭，宦游期间颇能留心医药，因发现当时本草著作不无脱误，于是深入实践，反复验证，搜访十余年，撰成《本草衍义》一书，太医学称此书“委是用心研究，意义可采”，对后世影响很大。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的医着《格致余论》中论道：“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其也是弃儒从医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后清代兵部尚书、湖广总督吴其浚宦游所到之处广收植物标本，绘制成图，编成《植物名实图考》，为我国第一部大型区域性植物志，对植物分类学及本草学均有较大参考价值。
此外，儒医之说还适应了相当一部分落魄儒士的需要，既可满足他们的精神心理需求，又可用来谋求生计。故因举业不成、国亡不仕或因忤罢官而改从医业并成为著名医家的不胜枚举，如董汲少年时考进士落第，遂放弃举业从事医学，成为宋崇宁大观年间（1102年～1110年）的名医，着有《斑疹备急方论》、《脚气治病总要》、《旅游备急方》等，传世至今。
李时珍（着《本草纲目》）、葛可久（着《十药神书》）、杨继洲（编《针灸大成》）、汪昂（着《汤头歌诀》、《医方集解》）、陈念祖（着《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均为由儒而医或亦儒亦医者，构成了中医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儒医群芳谱。由于他们的儒学修养功底较深，故最后取得的成就往往大大高于一般的医家，在著书立说方面尤为突出，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医学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