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余杰）
自从一九九八年红色高棉残部彻底覆灭之后，在昔日的一名背叛红色高棉的中级指挥官、今日手段圆滑又不乏威权主义性格的首相洪森的领导下，柬埔寨经历了夹杂着几分痛苦却又充满希望的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如今，红色高棉统治时代十室九空的首都金边，处处是大兴土木的景象和外国游客的身影。街头所有的书摊都在出售关于红色高棉历史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其中包括柬埔寨导演潘礼德与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和狱卒合作拍摄的影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S-21”、“万人坑”、“杀人场”，甚至离金边四百公里的安隆汶、波尔布特的葬身之地，都成为游客云集的地方，每年到这些“特色旅游”景点参观的外国游客超过一百万。“ 柬埔寨曾经发生了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法国学者拉古特将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目前，对于那场灾难中有多少人遇害，一直有着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四十万到有所夸大的三百万，史学界比较认可的数字是一百五十万。这个数字在当时柬埔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纳粹大屠杀。
从二零零八年开始，联合国支持的国际法庭正式逮捕了红色高棉的五名前领导人并对他们作出控罪。这是一场迟到三十年的审判。然而，这些人无一例外地否认自己有罪，个个都做出天使一样无辜和纯洁的模样。红色高棉的第二号人物农谢对美联社记者说：“我没有参与杀害人民的行为。……我当时是人大委员长，与政府的行动毫无干系。”红色高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乔森潘出版了自传《柬埔寨当代史与我的处境》，他表示：“我认为这本书能够向人们说明，我并没有参与红色高棉领导人屠杀我们同胞的暴行。”而波尔布特的连襟、红色高棉的第三号人物、政治局常委和外交部长英萨利，则振振有词地对记者说：“我知道自己极有可能被‘审红庭 ’传召，但我没有犯错。我是斯文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我甚至救了不少人的性命。”那么，这些昔日位高权重的人物，难道真的对大屠杀一无所知吗？
周德高所著之《我与中共和柬共》一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周德高是一名生于柬埔寨、长于柬埔寨的华人，少年时代即投身共产革命，成为中共布置在柬埔寨的一名情报人员。他表面上做旅行社生意，背地里与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广泛结交柬埔寨各阶层人物，甚至对柬埔寨高层政治动向了如指掌。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都先后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他的妻子是中共控制的侨社办的《棉华日报》的会计，后来又是进出解放区的联络员；他的女儿八岁就为爸爸送信到中共大使馆。在西哈努克掌权时期，周德高在金边广交朋友，长袖善舞，甚至帮助金边当局破获了国民党特务刺杀来访的刘少奇和陈毅的计划。朗诺政变之前，周德高接受康生的指示，充当中共情报系统留守金边的最后一人。直到身份泄露之后，才奔赴红色高棉占领区。在红色高棉占领区，他是少数可以接触到红色高棉高层领导的华人。后来，他随红色高棉的军队攻入金边，目睹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九七七年，越南出兵柬埔寨前夕，周德高被中共召回国内，汇报柬埔寨形势。由于他直言红色高棉的种种暴政，受到上级的斥责，这个曾经为革命理想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变成了中共的弃儿。
周德高晚年在美国完成了《我与中共与柬共》一书，这本书剥开了红色高棉的神秘面纱，生动地描述了他亲身经历的红色高棉的诞生、发展、崛起、大屠杀直到失败、灭亡的整个过程，尤为宝贵的是，他揭示了操纵红色高棉这个台前傀儡的那双黑手——中共——对柬埔寨内政的干涉，以及中共与柬共的分合恩怨。由于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输出革命”的政策在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挫败，以及中共与苏联交恶之后在共产国家集团内部的孤立状态，使得中共在欧洲只剩下唯一的盟国阿尔巴尼亚，在亚洲只剩下唯一的盟国柬埔寨。所以，尽管柬埔寨是个经济落后、政治混乱的小国，中共却高度重视与柬埔寨的关系。长期领导周德高工作的，是有“二王”之称的、中共大使馆的商务参赞王润生和王树仁。后来，周德高才知道这两个人非等闲之辈：前者七十年代调任中国外贸部部长，后者担任了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而周德高本人虽然没有显赫的级别，却是一颗重要的棋子，他在关键时刻获得的情报甚至拯救了乔森潘和胡荣这两个红色高棉高级官员的生命。一九六七年，西哈努克对中国的“文革”感到恐惧，有了往右转的念头，准备弃中投美，并对仍然留在金边的左派议员乔森潘和胡荣等人下手。当时，一名红色高棉的线人已经被捕，当局即将逮捕乔森潘和胡荣。周德高获得这个情报之后，立即向中国大使馆汇报，使馆官员在得到北京的命令之后，安排由周德高将此信息转达给乔森潘和胡荣。当时，柬中友好协会正在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周德高被安排到展厅区等候之。乘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他将消息告诉乔森潘，乔森潘立即转过脸去向胡荣示意。周德高还补充了一句：“请您马上行动，此事万万不能拖。”几天后，乔森潘和胡荣“失踪”的消息，便震动了世界。实际上，两人已经顺利潜逃到了解放区。此后，周德东还奉命将朗诺策划政变的信息，通过早已是柬共地下党员的西哈努克办公厅主任周成传达给西哈努克，可惜自信的西哈努克对此一笑了之，遂酿成大祸。
以周德高一介平民的身份，却可以对柬埔寨的政局发挥二两拨千斤式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共从来就不热爱和平，中共历来热衷于向世界输出革命。虽然习近平在前两年访问拉美的时候承诺不再输出革命，中共却不曾为当年因输出革命而造成的数百万他国民众和华人华侨家破人亡的惨剧道歉。中共在谴责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同时，对待越南、柬埔寨等亚洲“小兄弟”也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殖民者的姿态。周德高一语道破了中共使馆在柬埔寨的工作重心：“在中共的心目中，华侨是世界革命的大棋盘中的小棋子，当时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任务，主要是策动柬埔寨革命，而不是保护侨民；而‘团结华侨’的工作，也不过是策动革命的大目标中的小动作。”在此 “革命”的目标之下，数十万中国在柬埔寨的华人华侨被红色高棉迫害甚至屠杀，中共亦不置一词。而柬共以波尔布特为首的领导层，又心比天高，即便北京是最大的靠山，对北京却是貌合神离。这样，中共与柬共之间的利用与争斗便贯彻始终，作为“夹心层”的周德高只能是有苦说不出。
一九七四年，还窝在深山老林中的柬共召开会议讨论和制定进城后的大计方针，波尔布特提出了所谓的“八大政策”：将全部城市居民遣散到农村从事生产；实行配给，禁止一切商业行为；废除货币流通；禁止宗教信仰，僧人全体还俗；坚决处决朗诺政权的人员；全国组建高级合作社；驱逐全部越南侨民；调整军力部署，准备开展对越斗争。果然，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不仅实践中共实施过的“人民公社”，还实行中共没有实行过的“婚姻配给”。它又将人民分为“老人民”和“新人民”，前者是原来的农村人，后者是从城市驱赶到农村的人。柬共对“新人民”采取最残酷的奸淫掳掠的行径，尤其对知识分子阶层更是大肆屠杀，在金边，人们甚至传说，只要戴眼镜的人都难逃一死。在红色高棉统治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两年多时间里，柬埔寨成了一个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
对此，波尔布特自我表彰说：“驱赶所有人离开城市，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能做到的伟大创举。”毛泽东在晚年多次接见波尔布特，并夸奖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邓小平掌权之后，数度接见波尔布特等柬共领导人，一边批评其极左政策，一边仍然给予充足的物质和武器支持。当时在场的柬共驻中国大使毕姜回忆说，暴虐的波尔布特在面对邓小平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教训的时候，脸上刻意保持着孩童般的笑容。八十年代中期，我刚上中学，经常阅读父亲带回家的《参考消息》，上面充斥着关于红色高棉的正面报道，我是在那个时候熟悉波尔布特、农谢、乔森潘等“英雄人物”的名字的。一直到一九八八年，波尔布特还到专程北京讨要资助，并被安排到中国各地游山玩水。中共既然可以不经纳税人的同意而花纳税人的钱豢养此种杀人魔王，在一九八九年开枪屠杀自己的人民也就是必然的逻辑了。在我看来，一九八八年波尔布特在四川青城山盛气凌人地坐着滑竿的照片，与一九八九年邓小平视察屠城之后的戒严部队的照片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 的联系。
领导这场屠杀的并非一批愚夫愚妇。柬共的高层干部，文化程度大都非常高，高过了中共、越共。他们大都是柬埔寨王室精挑细选派到法国的留学生，许多人甚至拥有法国名校的博士学位。柬埔寨王室不惜重金送这批青年精英留法，希望他们回国带动柬埔寨的现代化，谁知他们带回来的却是法国和苏俄的左翼思想和革命计划，十多年之后终于将柬埔寨这个和平的佛教国家拖入血雨腥风之中。可见，最大的邪恶乃是思想观念的邪恶。周德高观察到，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在柬共真正有地位，乔森潘、胡荣、符宁、周成等人虽然在柬埔寨政坛中名气很大，但在柬共内部却不能进入核心圈子。波尔布特长期躲在幕后发号施令，就连周德高都没有见过其庐山真面目。波尔布特的一生是杀戮的一生，从杀王族、贵族和僧侣，到杀在朗诺政府供职过的官僚和公务员；从杀自己身边的战友胡荣、苏品、宋成，到杀普通老百姓，他为什么如此热爱杀戮呢？研究政治大屠杀问题的美国学者丹尼尔•齐洛特和克拉克•麦考利在《为什么不杀光》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嗜杀的极权政府的共同特征之一是，不承认被界定为敌人的群体内部有个人差异存在。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把握十足，认定‘我们的’想法——不论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优越或民族主义，以及近几十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是绝对完全对的。因此，屠杀敌对者有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在此意义上，波尔布特的杀戮堪称“政治大屠杀”。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但是，没有一个政权可以靠杀人的手段来永久地掌权，中共耗费数十亿的财力和物质帮助的红色高棉最后走向了灰飞烟灭。周德高这样的人也落得个鸟尽弓藏的命运。他毅然宣布退党，通过香港偷渡到美国，并最终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在这本回忆录的结尾处，他这样写道：“自从我踏上这块繁荣富强的国土，除了驾车超速收到过罚单，始终保持良好的公民纪录。我七十多岁了还在南方的一间学校当清洁工，但我工作勤奋，无怨无悔，以善待报答善待我的国家。我能在这个美好的国度，以最平常心做人，就是人生的最大的快乐。……过去我曾经与美国为敌，今天我深深地热爱这个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国家。”周德高如此解释在垂暮之年完成这本回忆录的原因：“我将自己沉迷和觉醒的经历留给后代，也是向历史表达自己的悔意。”而那些红色高棉的杀人凶手们以及中共的教唆杀人的凶手们，却死不忏悔，他们面临的将是地狱中永恒烈火的焚烧。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
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