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是卞仲耘血案的目击者之一，本篇证词提出当年实况和她的看法。当年师大女附中学生名单已全部上网，那些手执皮鞭抽人的红五类，今天多是得意人物，她们的良知在哪里？
胡杰记述卞仲耘在文革初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记录片《我虽死去》中卞仲耘遗容。（Youtube）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女学生群殴致死，是空前启后的案件，事发四十四年后，仍是热议话题。那场凶杀的凶手是谁？尚未定论。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一直保存着妻子的遗物和相关证据，多年追究卞仲耘案真凶。他致信该校负责人，抗议校方所为，要求撤销宋彬彬“荣誉校友”资格，并表示“伫侯回音”。到现在，没有任何回音。
师大女附中全体学生名单上网
研究这文革血腥“红八月”第一大案的网友将卞仲耘副校长（当时该校没有正校长）被打死那天，全体在校学生名单公布在网上，是一件有利于寻凶问责的好事。我身为名单中人，受到震撼。我是名单里“初中一九六七四班”学生张鸿敏，一九六六年十五岁。我的校友冯敬兰在〈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文中提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去北京站为赴北大荒的同学送行，我就是被送行九人中唯一被称为“初二小孩儿”的那人。（此文署笔名，因在美国媒体工作，以现名张敏发稿，凡署笔名之作，是与工作无关的个人言说。）
《记忆》杂志先后发表《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对于寻求卞仲耘之死真相、深入研究文革史非常有益。当然，我对文中观点不尽认同。例如，校友叶维丽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说“我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当然同意要面对自己良知，但说出真相，追究直接责任者、凶手以至元凶，正是良知的真正表现。延绵六十年以上的群体凶杀，正是以“革命”的名义一再藏匿真凶，才吞噬掉高达八千万人的性命。
追究真凶的第一步是调查、还原真相。卞仲耘校长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在学校锅炉房高台北侧大操场被群殴时，我是现场目击者。殴打卞仲耘是自发还是有人组织、宋彬彬是不是凶手、她对卞仲耘之死是否负有责任我可以就我所知，略谈一二。
文革初期的1966年八月，毛泽东在北京多次检阅红卫兵。
8月18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上天安门向毛献红卫兵袖章。
全校有统一组织指挥、不是权力真空
目前争论焦点之一是七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到八月五日，学校是否权力真空？这关系到卞仲耘之死是学生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发冲动之举，还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凶杀，也关系到宋彬彬是否负有责任。
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取分最高的女子中学，聚集了很多中国政要、统战对象和高级知识份子之女。毛泽东的两个女儿，刘少奇、邓小平之女分别在校毕业和就读。文革工作组，由邓小平直接过问。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红五类”同学进了我家门。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说完转身离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恐怖气氛使“黑五类”人人自危。
八月四日上午，我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当中摆着几排椅子，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类。“红五类”坐在椅子上。九个“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几个出身不红不黑的“灰色”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让她们看批斗“黑五类”，她们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董××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被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董说。“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原来那不是她的生父。董分辨不清，站进我们这排。随后，“红五类”头头的郑重宣布，让我们知道全班同学都被查清了三代。
我们仍被命令继续低头。听到齐唱响起“对联”歌。接着，二十个正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我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于是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一脚里一脚外，与我们班“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了一会儿。我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八月四日这天，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我们班这样的批斗会。黄××的出现，表明班级的行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指挥。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
卞仲耘蒙难日的亲眼所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我和许多“黑五类”同学一起被押到操场上看校领导挨批斗，说是“斗黑帮”。八月烈日下的那一幅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
锅炉房高台（常常是批斗会主持者和发言人站的地方）北侧的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强的胡志涛副校长（女）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紫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什么，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
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攘，渐渐乱了队。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长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钉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像中的鲜血淋漓。
关于带钉桌椅腿的记忆，从校友王友琴的记述中得到证实，那是同学从木工房拿来的。谁提示或组织同学去拿的？谁决定这样打校长？
四十一年后，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他保存卞校长血衣至今，确认我记忆中卞校长那天所穿衣服颜色样式质地都没记错。根据几位校友的文字回忆，后来卞仲耘被押到后边小操场干重活，我当时没跟过去。再后来她又被押到宿舍楼里受到各种折磨，因为楼道狭窄，从旁目击者不多。
在大操场上批斗殴打校领导之后，她被带到另外的地方，人群渐渐散去，原来押着我们“黑五类”的“红五类”们也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同学魏××、崔××和孙××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动物和人体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第二天，从学校广播（教室小喇叭）里得知卞校长前一天被送进邮电医院，宣告死亡。后来又得知，其实送进医院前，已经死了。
打死卞仲耘校长的是不是红卫兵？
卞案争议的又一焦点，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时，学校里是否已经成立红卫兵？卞校长是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这关乎后来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与卞仲耘之死有没有关系。我可以肯定，师大女附中在七月三十一日前就有了红卫兵。
师大女附中因为学生“通天”，文革中事事闻风而动，不会落后。清华附中五月二十九日有了红卫兵后，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四日和七月二十七日的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都一一抄录，在校园张贴。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的信，写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之间。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会议印发了毛的信及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写的两篇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
如果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明确得到毛支持后，师大女附中直到卞仲耘蒙难的八月五日，还没有红卫兵，不是掩人耳目，就是女附中局外人。再看另一方面，现已确认，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七月三十一日已成立。该组织之所以这样命名，是为了区别主流红卫兵。仅以上述顺序论，说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还没成立红卫兵，肯定与事实不符。
至于现在想以“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门前还没有现成的红卫兵袖章为理由，证明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打死卞仲耘与红卫兵无关，更是牵强到完全站不住脚。当时物质匮乏，买布要布票，布票都在家长手里把着过日子，学生一时半会儿弄不到布毫不奇怪。从事实看，八月四日我们班谁能动手打人，谁该被打，泾渭分明，与袖章毫无关系。
一天之后的八月五日，谁有资格斗黑帮，谁被带到木工房拿桌椅腿，谁被押到操场上看以儆效尤，都有一定之规。一如十三天之后，那五十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代表，既不凭袖章，也绝不会靠抽签或自愿报名而定。
早在六月二日停课之后，最初班文革核心小组成立，全由出身而定。最初的红卫兵就是红五类，红五类是当然的红卫兵，自然不过。到七月底八月初“对联”一夜间贴遍北京城，出身决定一切，不是红五类敢冒充红卫兵的，轻则批斗殴打，重则格杀勿论，与袖章毫无关系。
红卫兵宋彬彬与八一八毛泽东
当然，说是红黑泾渭分明，也不尽然。时有革干子女，一夜变色，父母被揪出来，遂沦为黑五类，“好汉”变“混蛋”，成了狗崽子。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蒙难这天，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提出党中央还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当时国人并不知情，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国家领导人。师大女附中开批判会，有人上台发言，刘女、邓女都在场，她们一如既往高喊“开会发言报出身！”直到八月十八日，刘少奇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上午，毛泽东正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当看见萤屏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我一时完全反应不过来——天上的毛泽东和我们学校的宋彬彬面对面说话？随后，电视台解说员说“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宋彬彬』。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这是“最高统帅”对殴打和杀戮表示认可的确凿证明。毛泽东无疑是红八月杀戮的元凶。
毛与宋这段著名对话，迅速传遍全国。此后，在北京，在全国各地，又有许许多多教育工作者，死在学生的拳脚棍棒之下，更多黑五类死于毒打。校友王友琴以历史义工身份，用二十多年业余时间，记录包括卞仲耘校长在内的中国五百位以上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丧生经过。对王友琴所做的工作，我深怀钦敬之意。王友琴在为一九六六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挽回荣誉。
宋彬彬应该走出毛的阴影
综上所述，并参看各方证词与研究报告，可以得出如下看法﹕
一、直接动手杀死卞仲耘的是师大女附中的一群学生，而不是哪一个人，当然也不是宋彬彬一个人。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有极大嫌疑。
二、直接动手导致卞仲耘死亡的一群人里，红五类占绝大多数。让当时所有学生平摊直接动手杀人责任，或有意无意空谈良知，仅仅为宋彬彬一人鸣冤，都与公义原则不符。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三位学生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共同贴出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全校以她们马首是瞻，八月五日她们三位仍是学校里具有令行禁止能力的人。她们是否参与群殴卞仲耘的组织和准备？尚无足够证据。
四、最近看到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作部分存疑。因为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当时没有人出来喝阻。
五、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专题是“光荣与梦想”。经中共中央判定文革是“十年浩劫”之后，宋彬彬与毛泽东的蒙太奇，竟被奉为“光荣”，是历史大倒退。宋彬彬分享光荣不辞，分享耻辱就叫屈，是什么逻辑？
六、毋庸置疑，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所有学生都会照常坐在教室上课，卞仲耘会在她的校长室办公。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导致包括卞仲耘在内的两百万也许高达三百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每一个案，都有直接责任者，应该不懈追究。毛泽东是这场杀戮的元凶和真凶，应首先追究。
因此，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凶，不能不从毛泽东开始。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沾上毛泽东的边，成为在全中国呼唤“要武”的符号，导致千万人命丧黄泉。如果宋彬彬因此蒙受了什么“冤屈”，理应先诉毛泽东，切断与毛绑缚在一起的“光荣”纽带，参与将毛请下天安门、请出纪念堂的义举，宋彬彬才有望走出那张据说曾“让她背黑锅”，也曾“让她无上荣光”的著名照片带给她的一切阴影。
（作者现任北美记者，本文为原稿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