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嘢，广州人真生猛，居然为保卫粤语而上街齐齐散步，大叫“广府话起锚，煲冬瓜（普通话）收皮！”
这件事，其实官府完全可以处理得明智些。如果为了扩大电视覆盖面，要将一些粤语节目换成普通话，不妨同时向上海学习，在语文课里加入方言单元。《老子》曰，“将欲取之，必故与之”；美国人也强调对话和行事的givingandtaking。这跟在职场和上司交往一样，你总是说ＮＯ，老板当你捣蛋鬼一个。领导工作上有急事，主动积极热情冲在前面；下回再说ＮＯ，上司就不会轻易以为你是对他个人有看法，他比较容易相信你确实有某些道理。只会giving是孱头，只会taking是刺头；一手予之一手取之，走遍天下能出头。民众就是官府的“上司”——至少道理上如此——这套职场经验同样适用。
那位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建议将电视黄金时段的新闻由粤语改为普通话播音时，就该说明这不是要“推普废粤”，并同时提出教育上的补偿措施。虽然电视台命令不了教育部门，但省府、市府可以统筹安排。
话说若干年前，上海在新学期初中语文补充教材中安插了一个正面介绍上海方言的“上海印象”单元，真让阿拉拍手拍脚叫：忒好了，忒好了！
吾爱方言。老农多年不看春节联欢晚会了，初三或初四那一场戏剧会演，却总是要看的，就是想听听各地方言。咱喜欢湖南人骂人“化生子”的古色古香。佛家有“四生”之说：胎生者人畜；卵生者龟鸟；湿生者虫鱼；化生者无父无母，鬼神或地狱受苦人也。虽说自己被骂时，比如被香港朋友呼作“猩猩”（先生），心里也有点“活塞”，但还是喜欢粤语的鲜活。广东人赞赏女人臀部说“又大又圆又弹手”，这帮喊（咸）湿佬，讲得动感十足，普通话的“丰满”哪里及得上？“活塞”是上海话，憋闷之意，够形象。说到上海话，俺最喜欢它的开放。这支由苏州话、宁波话、广东话和苏北话化生而成的方言，居然称“化生子”为“昂三货”（onsale货，便宜无好货）。即使对英文，上海人也有鲁迅所赞的汉唐胸襟，“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坟•看镜有感》）。
老农当然也喜欢北方方言，比如，据说是方言里最简练的河南话的短平快。儿子半夜解手（四川人至今如《水浒》般称撤尿为“解手”），老子闻声询问，全部对话只有四个字：谁？我！咋？溺！真是刮拉松脆。
慷慨激昂抵抗英语保卫汉语，好像是当今“爱国”时髦。兄弟如果是法国人或德国人，还真的要担心一下，担心英语会取代母语，因为两种语言比较接近，共用很多单词，据说重合率近４０％。但汉语和英语区别这么大，汉语人口这么多，有什么可紧张的？对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来说，咱们面临的语言问题，不是英语会挤走汉语，而是普通话正在逐步挤死我们的“母语”——方言。许多上海孩子已经不说上海话了，甚至因此不能与祖父母交流。对一种语言来讲，下一代不说了，它就死了，哪怕菜场里买菜的中年妇女仍然大声在问：活拨鲜跳的Ｎ（鱼）有伐？
不要以为挤死方言无所谓。荆永鸣的短篇小说《口音》（《十月》杂志２００３年第三期）里，一群在北京打工的同乡人喝酒聚会，林某因为被人认为染有北京口音，就哭，就吵架，就有人说不再跟他来往。“谁再说我口音变了，我操他祖宗！”“出来还不到一年，要是变了口音，我成了什么鸡巴人了我？”作者解释道：“乡音是你的根，是你的魂儿啊。”那群同乡人，与北京人还算同属北方方言区呢，但在老乡之间，他们仍然要顽强地保卫自己的口音。
若有人觉得荆永鸣写的只是小说，这里有段四川朋友补充的亲身经历：“咦，《口音》写得真实极了。让我想起很多往事。记得以前在老家，家里的人最容易拿外面的人口音变了来打趣，而外面回来的人也最忌讳别人说他口音变了。有一年我回家，跟一群同学喝酒，按理说气氛融洽。但是，有一位同学似乎脾气很大，举着酒盅对我老公说道：不晓得你听不听得懂，在我们这儿，我就不得跟你说普通话……”
真实生活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台湾作家白先勇能讲一口标准桂林话，尽管一出生就遇上抗日战争，辗转流徙，他在出生地桂林并没有待过几天。原来老爷子白崇禧将军对子女有“命令”：我不管你们在外面讲什么话，回到这个家，必须讲桂林话！
《南方周末》曾在报导客家人（《处处为客，四海为家》，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３日）时提到，客家地区甚至流传着“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谚语。客家人“有着格外顽强的坚守文化疆界的能力……虽然各地的客家话不可避免地要与当地语言发生‘交叉感染’，不过基本大同小异，彼此一张嘴便知是同根同源。客家话也因此成为客家人相互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实，只要有相应语言环境，儿童可以很容易地学会两种甚至三种语言。当电台、电视里铺天盖地都是普通话时，儿童向父母学得方言的同时，可以很容易地从广播和学校学会普通话。会讲方言并不妨碍他们学习普通话。
老农坚决主张学好普通话，因为普通话是中国大陆的工作语言。特别是南方人，不但要能听普通话，最好还要会讲北方口音的普通话。要分得清卷舌音和非卷舌音，不把“同志”念成“童子”；也要分得清前鼻音和后鼻音，不把“声音”念成“呻吟”。但普通话毕竟只是工作语言，在民间口语里是没有根的，它缺乏方言的鲜明生动。一位朋友说：“每每说起方言，我的语调忍不住就会高起来，嗓门忍不住就会大起来，情绪忍不住就会激动起来，心理忍不住就会放松起来。”这就是北师大已故教授俞敏先生讲的：“口语里每一个词，学的时候都伴随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引起强烈的联想。书上抄来的词缺这些个。”（见《白话文的兴起、过去和将来》，《中国语文》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广州的事情闹大了，官府否认有“推普废粤”意图。但拍胸脯讲空话有什么用？老百姓现在的思维定式是官府否认之前事情有可能是假的，官府辟谣就表明一定是真的。你得有具体表现，才能让人信服。就是让粤籍领道同志上电视台讲几句广东话都好啊。俺敢保证，这时你一定会看到方言的效用。用普通话念稿时，领导是死板板没有语气的；一转到母语，立即有了调子和顿挫。
方言里不但有着现在时的流动，正如ＤＮＡ里藏有种族的历史，方言里也有着民族文化的历史。特别是南方方言，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比较小，保留了比较多的古汉语。杜牧《乌江亭》曰：“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首七绝，用今天的普通话读来，没有一句是押韵的。但在一些南方方言（如粤语）里，仍然可以大致念出平声“四支”韵。老农数次见到北方人引用《木兰辞》，将结句写成“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应为“是雄雌”），其中有北大中文系才子，有人大文艺理论硕士。如果他们会讲某些南方方言，知道这一句和前面的“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是押韵的，或许就不会犯这种高考语文时要扣分的错误。
现在很多人感叹大中学生语文水平低。老农大胆预言：语文水平其实远未跌到谷底，还将一路跌下去。语文所考，实际上是包括相当古典成份的中文知识。南方人的“母语”不是我国工作语言，很难把鲜活的口语直接写入文章，他们被迫去古文中吸收和挖掘词汇，以加强表达的可读性和丰富性。北方作家比较口语化；南方作家则书面词汇较多。相对地，南方学生的语文平均考分也高一些。随着南方方言在低龄儿童中的消失，南方学生的古文水平势必继续下降，同时拉低全国语文水平。
某年，高考作文全国卷有题目为“生活：诗意还是失意”。敝人曾撰一讽刺小文《诗之失》，刊于《新京报》。文中说，出题的先生一定是北方人，以为“诗意”和“失意”是谐音。其实，在保留了入声的南方方言里，这两词的读音或许很不同。比如粤语的“诗”，发音与普通话的“西”接近，是地道的平声；但“失”是入声，念如普通话的“色”，只是更急促。而在古典诗词里，平声和入声是决不通押的。在古典诗词的背景上，“诗意”和“失意”并列，根本就没有文字游戏的趣味，倒像是中国愤青碰上皇军老兵，哪里谐得起来？
这类有助于学习古典文学、提高语文水平的语感，当你只会讲普通话时，哪怕语文“好”到为高考全国卷出题，于你也是难以把握的。
有人要抵抗英语保卫汉语吗？不妨先动员起来保卫方言。如果在普通话的四面包围八方轰炸中，你仍然有着与同方言者讲方言的定力，那么，偶然看个好莱坞原声片或与外国朋友喝杯咖啡，怎么会降低你的汉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