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制度不是中国新闻报导的唯一问题。另一个是通行的腐败。
周建国（音）和一个同事打着一份中国某日报的旗号，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到达北京西南边的中国腹地：产煤大省山西省静乐县的丛山之中，调查一起发生在5月31日周末造成两人死亡的煤矿事故。报导这一事件是需要胆量的。 在漫长的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被告知要爬上破旧的砖混政府大楼的楼梯，去和一名县里的主管安全生产的官员面谈。
但是到这里这篇新闻报导就偃旗息鼓了。关于这一事故的报导出现没有出现在《山西法制报》上，或者任何的新闻媒体上。报社否认曾雇佣过任何叫“周建国”的人。周和他的同事拒绝《福布斯》的记者旁听他们和安全生产官员的会面。当这场十分钟的会面结束的时候，两名男性和一名被称为“李主任”的人拒绝透露他们讨论了什么。
这一简短的会面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让一场致命的矿难神奇地消失？“黑暗的新闻界，”我们的当地向导说。我们只知道他叫“老赵”，自称是个生意人，也是记者，他给我们安排了与那两名记者的会面。在走进李主任的办公室之前，两个年轻人和老赵凑在一起，老赵直白地解释了为什么《福布斯》的记者不能参与会谈。有外国人在场，“李不可能付钱给他们。”
难道奥运年不应该预示着中国新闻界的正直新时代的到来吗？是，也不是。四川地震让一些勇敢的中国记者无视审查制度，追寻关于建筑标准的残酷真相。但是政府的干涉不是唯一一个阻碍了真相被曝光的因素。在中国黑暗的新闻界，无数的小型灾难照例都被隐瞒了。记者们以赛跑的速度到达煤矿事故现场不是为了调查，而是为了收“封口费”。媒体专家和一些中国记者们说，矿难死的人越多，封口费越丰厚，尤其对那些有着国家或者省级新闻机构身份的记者更是如此。
收受贿赂是蔓延在中国新闻界的“现金文化”的一部分，从各种公司新闻发布会上收受礼品的记者，到销售晚间新闻中的黄金时段的制播人，再到以曝光威胁进行敲诈的记者。跟政府审查不同，腐败从内部队伍中吞噬了本来就饱受批评的职业道德。利益和金钱的交换随处可见，以至于有良心的记者要冒着被同事鄙视的风险，就像某个诚实的警察在腐败的警察局中的情形。
“那些从来没收过红包的记者将很难与同事们相处，”位于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音）说。“其他记者会把他看成是敌人，而其他人会想，这些记者很危险，他们可能会报导我们。”
老牌调查记者王克勤的确举报了他们，王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应景的是，他犯下的“罪”正是因为他调查了一名堕落的同行，兰成长。
兰被山西煤老板雇佣的流氓打死，最开始他的死亡以“一名记者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被谋杀”当做新闻头条被报导。但是也有媒体报道了另一个版本，兰似乎是去那个煤矿敲诈老板。王克勤的深入调查发现兰终其一生都没写过一篇文章。
“兰成长是个黑记者，”王克勤说，“他不是为了新闻主义而殉职。”
王克勤全面的报导没让他在同行中受到拥戴，他说他只不过“触及了点皮毛”，担心更深入的报道会将他彻底逐出新闻界。
“大多数的中国记者生活工作在灰色地带，甚至是黑色地带。要是我揭出所有的事，我在中国就没法生存了，”王克勤说。今年，医生给他的建议是为了健康休养一段时间，他住在北京一个政府提供的普通公寓里，每月领着160美元的基本工资。（记者每发表一篇文章可以获得额外的酬劳。）他没有房子，也没有汽车。
“要是你看工资单，北京大多数记者的工资和我一样，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买豪华汽车，住别墅呢？”王克勤问道。“因为他们用报道与官员、商人做交易。他们有很多灰色和黑色收入。”
因为有封口费，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未报道的事情。就是一名业内人士也很难评估新闻界的腐败程度。王克勤认为，中国80%的记者都是“灰色”的，这些人有时真正地履行职责，但是有时也写一些“软文”，或者悄悄地枪毙掉不讨好的文章，以此来收钱收礼，用广告合同的回扣来补充他们微薄的薪水。
王克勤猜测，平均6个记者中就有一个是那种行业中最坏的“黑色记者”，他们向企业主和官员进行敲诈。这包括一些装作是记者的骗子，他们炮制负面新闻、敲诈目标，也包括那些和不法分子勾结的记者，这些记者为不法分子提供保护，一年可以偷偷地赚上几百万美元。
2006年，《中国产经新闻》湖南分社的记者杨晓庆因向一名党委书记勒索而被判有罪。杨用一篇当局所称的“假报道”来敲诈他，报道的内容是该党委书记非法进行土地交易。据《中国青年报》报导，2002年，来自国家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的两名记者收受金元宝，掩盖煤矿事故。
在这个已经把腐败当作“生意”常态的行业里，如此戏剧性的曝光很少见。事实上，腐败已经成为了深深嵌入中国新闻界的商业模式。过去的15年来，新增了数千种报纸杂志。它们全都必须自负盈亏，无法从政府得到任何经济资助，这就意味着从封面到封底，所有东西都可以卖，收入可怜的记者被允许利用他们的职位获得额外收入。中国的记者们说，有时候，新闻机构在偏远城市设立“分部”不是为了采集新闻，而是为了敛财。
“他们实质上运行的是商业编辑体制，”一位来自香港大学的中国媒体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的研究员，大卫·班德斯基（David Bandurski）说。他研究的是新闻界的阴暗面。“根本就没有新闻主义。”
记者有很多捞钱的途径。在企业新闻发布会上收现金“红包”已经是多年来的常规了，这也是记者们来参加这种会议的唯一原因（实际上，现金通常是放进考虑得更周到的白色信封，连同“推荐稿”一起装在媒体材料袋里）。这个公开的秘密是严歌苓的小说《不速之客》的故事背景。在严歌苓的小说里，主角扮作记者去参加企业新闻发布会，只为了拿红包。现实生活中，这种方式让普通记者一个月能多赚几百甚至几千美元。
根据目前的和过去的出版人的介绍，另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在以“烧钱”为行规的时尚杂志业，社论的位置可以卖到5000到25000美元一页，顶级杂志的封面的价格超过了10万美元，什么品牌都想在当月封面上展示：欧莱雅、路易威登、菲格拉慕。顶级商品的揭幕派对、礼品包、费用全免的欧洲游，所有这些都确保了新闻团队的无比顺从。
“这里有一火车的意外之财”，时尚杂志iLook的出版人洪晃说。在中国的市场经理“不用像其它普通的市场经理那样忧心忡忡，比如自己是否工作得出色，是不是做了足够的功课来获得更多的新闻，因为品牌商们真是给每个人塞钱求着报道他们。”
还有，就是所有的媒体空间中最诱人的一个，数千万人收看的晚上7点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野心勃勃的下层官员梦想着在播放时能露一小脸，几秒钟也行，以提升他们在共产党中的资历。新闻传播学院的展院长也曾经是中央电视台的员工，他解释道：“各地官员和企业家最喜欢出现在7点钟的新闻联播里。我听说价格好像是几十万[元，或者超过4万美元，”展说，“各地官员很难出现在电视上。一旦他们出现了，比如说3秒钟，5秒钟，这对他们的仕途很有帮助，可以增加他们获得提升的机会，为了这个，他们付100万也愿意。”
CCTV否认自己在售卖《新闻联播》中的时段，也否认有任何腐败的记者。但是，它同新华社一起，代表了支撑腐败横行的中国新闻界的两大支柱：官方权力和最大的市场到达率。
亚洲其它国家也有腐败记者的问题。但是中国杂交的媒体体系制造出了一个威力强大的官方影响力和利润驱动的怪胎。当来自中国最高新闻机构的记者找到一名官员或者商人的时候，在这些记者背后不仅有市场力量，他们还有更加令人畏惧的东西——国家权力。
“媒体得到了强权的投资，因为媒体长期扮演着某种国家职能的角色，所以人们基本就在用政治资本来换取商业利益，”班德斯基说。“也是因商业和控制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张力才真正创造出了腐败和虚假的乐园。”
一些中国新闻界的领导品牌，包括受人尊敬的商业杂志《财经》已经在试图建立起职业标准，宣言不收受红包。（《福布斯》杂志的授权中文版的主编莉迪亚陈说，我们禁止“甚至是以交通费的形式”得到的好处。）但是这种对腐败文化的公开挑战只是例外。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媒体研究系的副教授周泽甚至认为，“黑暗的新闻界”可以看成好事。他之前长期工作的单位，国家级报纸《法制日报》有时候甚至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付差旅费。从某个被委屈的家庭收钱报道一下他们的问题，这没什么。
“把问题扔下不管，不报道，或者拿钱然后报道问题，哪个更道德？”周说。
“对煤老板进行勒索有好处，因为‘它增加了煤老板的成本’”，周说。“那些煤老板也许会想，与其不得不面对这样没完没了的勒索，我还不如提升安全工作的条件。”
山西的一些腐败记者也这样将他们的行为合理化。一位向《福布斯》卖了一则记者从煤老板那里收贿赂的视频的记者说，他和同事们把他们对煤老板的行为称为“黑吃黑”。他解释说，“对那些黑心的煤老板，我们必须要出黑招来对付他们。”
但是这不是问责机制。这是中国的腐败经济的另一个层面，一个蓬勃发展的影子市场，许多年来，它已经损害了许多政府颁布的意图良好的法令。
在煤矿行业，去年的报道中有3,786名工人死亡（一些未知数量的死亡未计入官方的统计数据），这个影子市场不制止任何死亡事故，甚至将这些事故当成是经营成本的来源。
一旦煤矿出事，所有的记者都来了，媒体顾问根据来的媒体的级别给记者发不同的红包。CCTV也许能得到5万到10万[元，或者725到1450美元]，新华社的可以得到5万。对省级媒体，可能是3万，对那些小报，可能只有几千到两万。这个钱被称作“封口费”，也被称作“媒体公关费”。新华社则否认最近几年中它有任何腐败行为，它说如果发现有一个收了“封口费”的记者，就会把他开除。
这是个骗钱的好办法，因此也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媒体称为“假记者”的人。去年12月，《中国青年报》报导说，几个月前在山西，28名“假记者”因勒索被捕，收缴了1362张假记者证和工作证，关闭了45个非法的新闻机构分部。
尽管这些国家媒体报道暗示，那些假记者是骗子扮成，玷污了经过正式认可的中国记者的名声。但是实际上，一些记者告诉《福布斯》，他们常常是想要筹措现金的新闻机构招聘来的。
“很多小报，省级的非主流报纸，当它们在其它城市设立新的分部或者新办公室的时候，他们通常也设定了一个收入目标，”在山西分社的某记者说，因害怕报复，他选择匿名。“那些分社本身就只有一、两个人，根本不能实现目标，于是他们雇佣一些临时人员来帮他们完成目标，而这些人连写作都不会。”
“有人说，你今天是个水果摊老板，明天就能成为记者。”
当我们的山西之行中，这就很明显了。当我们在场的时候，我们的向导老赵没有去找封口费，但是他试图招收《福布斯》雇佣的司机来当他未来的记者。老赵告诉司机说，能写文章不是必要条件。
Qu Wei补充报导
译者：Grobe Fuge
校对：@xiaomi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