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灾难造成上千人遇难，这场灾难是否本是可以避免的？至今仍然是无解的谜题。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警告说，“经历特大泥石流灾害后，三眼峪沟会比之前更不稳定，进入泥石流爆发活跃期，原本稳定的斜坡会变得不稳定，防灾形势仍然非常严峻”。
马东涛是防灾高级工程师，1997年开始参与三眼峪沟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的规划，并且在此考察2年，方案设计时在舟曲常驻两个月，“做三眼峪沟泥石流防治规划之前，这条沟就已经发生了十多次泥石流”。
与官方宣布的结果相左，马东涛并不认为汶川地震对此次灾害有很大影响，他说，“三眼峪沟原本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6、7度以下的震动对于不稳定的松散堆而言影响轻微”。
他介绍说，1997年，中国政府开展一个地质灾害治理计划，主要对城市县城治理。受当地政府委托，自己开始为三眼峪沟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设计。1998年规划完成，工程正式开始，设计费用是由县财政出资，工程建设费用由国家财政拨款进行负担。
马东涛介绍，舟曲县的这一工程总预算约为800、900万，预计3年完成。其中最主要部分是建设工程防范，一是拦挡工程，建设诸如拦沙坝、固沟坝和稳坡坝抵稳定、阻挡泥石流；二是在下游建立排导工程，连接到白龙江，为泥石流开辟下泄通道。其余的预算还包括造林费用等内容。
马东涛强调，泥石流沟无法做到根治，一些规模较小、尚处于发育初期的泥石流沟有根治的可能，而一些大规模的泥石流沟通过工程建设进行根治。“三眼峪沟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由于设计在90年代，当时国家并没有防治泥石流方面的设计规范，因此设计是按照防洪标准所进行的，主要依照的是山洪特殊类型防治的标准，工程的设计是以5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所设计。”
“这是因为当时国家规定，对于舟曲之类的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一般县城，防范标准是50年一遇的洪水。由于该工程的长期使用，因此也存在着需要定期维护、进一步加固、扩容的后续工程”，马东涛说。
问题在于，如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总工程师范晓认为，“这个防灾投入很少，而且由于后续资金问题，工程没有完全按照当时的设计规划做完，是有隐患的。我认为是资金投向的问题，花这个钱可能远远少于白龙江上游和整个流域大规模做水电开发的资金”。
范晓表示，西部山区较多，历来都是地质灾害高发区域，大规模的工程活动肯定会加剧地表的地形、地貌、植被破坏，当然会加剧、增多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和规模。
他说，这包括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大规模的扩展以及水电的开发。“开发和打隧道时土石都沿河谷堆放，大量的松散堆积给泥石流、滑坡提供很好的物质条件。对整个区域而言，一旦降雨以后都很可能产生泥石流。
范晓举例，2000年以来，大规模的水电开发，整个甘南州已经建成的有156个电站，与在建规模相当，水电站建设就有很多弃渣堆在河边。
“泥石流是自然灾害，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规模人工、工程的影响可能不会这么严重，发生的几率的几率也不会这么高，这是需要进行反思的”，范晓说。
此外，当地森林损毁，水土流失也很严重。“森林大量砍伐， 40度以下坡度基本上全部开垦的耕地，大约半山了”，范晓说。
白龙江林管局的数据显示，白龙江林区自20世纪50年代采伐以来，采伐蓄积达1627 万 m3，占总蓄积的25. 6 %，森林覆盖率由48 %下降到19. 85 %，由富林区变为贫林区。林区水土流失总面积扩大了44.5 %，以白龙江中游为例，平均来水量达 7. 2 亿 m3,含沙量却高达1268万吨。
长江水利委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陈进则认为，“事故最大的教训在于一是没有做好预警和避险工作，一则在于舟曲县本身存在不宜居住的因素，但未被考虑在城市建设规划中”。如马东涛所说，舟曲县自有县治以来，县城就一直座落在三眼峪沟泥石流堆积扇上。此次巨灾肇事者正是三眼峪沟泥石流沟。
以往，由于人口少，城区集中分布在泥石流危害较轻的白龙江沿岸，随着人口的增长，县城范围迅速扩大，泥石流危险区也被开发利用。一遇暴雨，泥石流便顺沟而进城。
一个可能的预警机制也未发生作用。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畅益锋介绍，长委会在长江上游有设立滑坡泥石流监测点，在舟曲，对滑坡进行监测，舟曲旁边的武都市则作为泥石流监测点，这些监测点的设立都有10多年了，但是由于资金方面的匮乏，未能进一步扩展监测点。
马东涛也认为，舟曲县城的开发堵住了泥石流下泄通道。
舟曲自然灾害较多，并不适合人类居住，但当地多山少平地，只能把仅有的平地作为县城。这时就需要地质灾害评估，在区域内划分安全和危险区域，进行灾害的防范。
中国水力水电研究院灾害与环境研究中心总工刘树坤说，“国内城市规划部门对于山洪、泥石流这一类灾害关注较少，风险易被忽视。城市的规划需要对于各类风险予以考虑。”
“如地震、泥石流、洪水等等，对于存在高风险的区域，应当进行人口转移。人口不能迁移，应该加大防沙坝的建设，同时城市规划须经专家进行评估。”
马东涛说，这次灾难给了我们很多教训。一是，任何治理工程都只能在短期内解决一定问题，工程有使用寿命和标准，地方不能因为有了治理工程，就麻痹不仁。
除了灾难的规划、环境等远因，政府仍有许多方面的工作值得审视。
比如，汛期要加强泥石流监测，需要气象、防汛和国土各部门联动，但中国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交叉，信息互通不到位：强降雨的信息未能传达到其他部门，及时做好预警。
此外，民众的防灾意识也较差，有必要开展各类逃生演习，加强当事人避险的意识，从此次事件来看，由于泥石流是由上往下而来，民众应该往两边跑，但事实是很多人仍然往下跑，最后造成了重大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