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来，山西翼城一直是二胎政策的试点地区之一。25年过去了，那里既没有出现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婴儿性别比也处于国际正常水平。
北冶村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庄。陌生人一来，村里的狗就汪汪直叫。炎热的中午时分，大街小巷里空无一人，不过，在精心修葺的房屋后面，多年来却上演着一场改革。
33岁的陈艳丽（音）正和9岁的女儿一块唱着儿歌，隔壁房间里，三岁的儿子正在睡午觉。陈艳丽有两个孩子。换了中国其它地方，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才允许生二胎，但在北冶村，这种情况却非常普遍，因为这个村子和它所属的翼城县享受特殊规定。
有两个孩子，陈艳丽感到很幸福。她说："老二本来不想要了，经济情况是有限的。后来一想啊，只有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就想再生一个吧。孩子也有个伴儿，是吧。今后不生了，哪敢生呀。经济收入是有限的。生一个孩子，花这么多钱，养不起啊。生两个就够了。"
大多数翼城人也和陈艳丽的想法类似。虽然这里的政策允许生二胎，但许多人在要第二个孩子前，也还是要好好思量一番 。刘文旭44岁，是炼钢厂的工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13岁，一个17岁。他说："社会发展快。 作为家长来说，负担太重。我们尽力去供孩子上学。我的两个孩子基本上都挺乖的，听话。孩子上学的花销占我们收入的60%到70%吧。"
25年显现优越性
20多年前中国引入计划生育政策时，翼城实行了特殊的规定。人们想在这里试验一下，如果允许家庭生一个以上的孩子，情况会怎样。由于中国媒体对此没有报道，或者不许报道，这个项目多年来一直是个秘密。而当局有充分的理由不向外界大肆宣扬这个试点项目，因为项目的结果给中国全国范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翼城计生委的吴保堂（音）介绍说，翼城的人口增长控制得很好："85年，我县实行试点的时候，我县总人口占山西省人口的百分之一。通过25年实践以后，目前占山西省总人口的不到1%，我们测算是0.92%。"
也就是说，这里的人口增长速度比中国其他地区慢。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的另一个反常现象也没有在翼城出现。"婴儿出生性别比保持正常。据四普，五普资料显示，25年来，我们县的婴儿出生性别比一直在正常范围之内。正常范围就是一个地区，城市出生100个女孩相对应出生的男孩是103到107。这是国际惯例通用的正常比例。而我们翼城正好和这比较吻合。而其它地区，据我了解-我查了五普资料-全国性别比平均是119。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30多。"
不过，在翼城也有一些限制规定。政府鼓励人们晚婚，25，26岁生第一个孩子，28，29岁再生第二个孩子。生第三胎是不允许的，否则会处以高额罚款。而如果生了第一个后就不再要孩子了，那么经济上还会有奖励，每年120元，而且是终身制。
翼城模式可推广至全中国？
经济的发展对人们少生孩子起到了积极作用。北冶村大部分人只把农业作为副业，许多人在离村子不远的炼钢厂上班。以前是担心没人做农活，而工业化的发展让许多人感到没有必要生那么多小孩。"婚育观念发生变化了。第二个是经济制约。养孩子成本太高，老百姓为了享受生活，提高精神生活品味，所以他们自愿选择少生孩子。"
吴保堂的这些话原则上也适用于整个中国。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只要一个孩子,甚至不要孩子。而几年后，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老年人的比例将越来越大，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比例将缩小。尽管如此，除了个别情况下有所松动，比如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后可以要两个孩子外，中国仍然还是坚持一对夫妇只能要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翼城的儿童游戏场上，孩子们正在玩耍。他们中许多是独生子女，也有一些有兄弟姐妹。翼城人对自己的试点项目十分自豪。吴保堂认为，翼城的模式其实可以推广到整个中国。"通过25年的实践，我个人认为，二孩生育模式符合我国国情，也顺应老百姓的生育意愿，也就是说，国家的生育政策和群众的生育意愿是比较相吻合的。"当然，吴保堂无权决定这一模式是否可以推广，因此他马上补充道，这应该由北京来决定。
专家们认为，即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会有所松动，最多也只是在小城市里，因为诸如这么多年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有必要这样的敏感问题，当局是不愿面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