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北京一名普通的勤杂工王佩英被残酷杀害，罪名是“反革命”。这条罪的来由是，面对无数人高呼“毛主席万岁”，王佩英突然高喊：“同志们，听我讲句话。”人们顿时静了。谁也没想到，她接下来要讲的那句话是：“打倒毛泽东！支持刘少奇！”一时间，众人如黑蚂蚁般涌上，纠打王佩英，遂押走。王佩英经历了精神病院、劳改场、牛棚及众多批斗大会的残酷折磨，最后被卸去下巴，活活勒死，留下七个孩子无人抚养。40年后，《我的母亲王佩英》被拍摄成独立纪录片，500余人聚集北京，为死去的王佩英开了一个庄重的纪念会。郭宇宽写了一本没法上市发行的《王佩英评传》，我也从网上搜集到25篇纪念和追忆王佩英的文章。
此刻的互联网，正如地火般传播着王佩英的英雄事迹。在中国邮政与诸多物流公司的运输工具上，正装载着王佩英影片光碟、纪念会光碟，以及刊载《寻找王佩英》的《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5期）。在我的信箱、QQ和手机里，常有读者和友人要求索取王佩英资料。越来越多的人，正打开DVD播放机或电脑光驱，感受着40年前文革的残暴，也感受着王佩英后人至今挥之不去的震颤。我的能力实在有限得很，顶多写点文章，发在互联网，函告与我有交道的众多媒体编辑及记者友人，告诉他们：“王佩英是惨死于文革的中华烈士，距今就义40年，也被公众遗忘了40年。鲜血不可白流，精神不可忘却。”
我能做的，就是告诉2010年还活着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曾有那样一个伟大的女性，她以她的鲜血，喷溅到国人麻木灵魂的深处，这是一位“千里风雪我独行”的圣女。手中持有的一批王佩英光碟、杂志，在一天之内，就被我送完了。此前，许多人通过互联网，读过我写的《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从我手中拿到光碟、杂志的人，包括复印店主、理发店主、杂货店主、电脑店主、电脑培训师、桌球馆主、诊所医生、退伍军人、小学教师、高级技工、基督徒、炒股者、武术冠军、公司老总、部门主管、公司设计员、小区保安、工伤民工等等。确实，供不应求。在送资料的途中，一群白发老人听说这是反映文革真相的作品，也希望获得一套，无奈只好将我仅存的一套也送了出去。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自稚嫩小苗变作参天巨树，甚至形成树木成荫的局面，这是我的期许，也是王佩英后人（尤其是张大中、张可心）的夙愿。一般人，没有张先生这种气魄。仅以成本而论，且不说拍摄、寻访、制作、纪念会等前期消耗，仅是大批复制DVD和购买杂志，成本也相当高昂。加之，索取王佩英资料是“函索即寄”，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免费索取，索取者没有一分钱的负担。我暂不知拿到王佩英资料者究竟有多少人，也许已逾万人，未来将更多，注定成为民族记忆。
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张大中是王佩英的第三个儿子，系大中电器集团董事长，拥有门店近60家，年销售额近100亿元，市场占有份额常年稳居北京家电市场之首。他有着如此举足轻重的身份，却“豁出去了”，我个人的理解是，他已忍了整整40年，今天突然站出来，不是想对抗什么，而是要把真相彻底讲出来，毕竟当初他的母亲王佩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不是1980年粗糙的“平反”就能敷衍了事的。王佩英是暴君加暴民政治疯狂迫害的牺牲品，是文革悲剧的典型缩影。她不足55年的短暂人生，是中国当代史、政治史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人，既然有机会了解到这位抗暴者的事迹，就应从心灵深处拒绝文革灾难，反思专制独裁给人民带来的惨痛和损失。
有位网友评价得很朴素：“张大中是个孝子。”也有网友说：“这就是有钱人才敢干的事啊。换成你我，只能装作没发生过那么惨的事。”其实不然。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的人亲身经历过文革，有的人是父辈、祖父辈经历过文革，不管你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这件事终究发生过，是有证据、有痕迹的。但为什么那么多位高权重、富甲一方的人，统统选择了沉默？这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或者“俱往矣”就说得过去的吗？人们看见有个人跌倒在坑里，遂统统绕过去。倘若人人都这样做，越来越多的人都会跌倒在那个坑里。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政治迫害、人权灾难的历史，譬如德国遭遇法西斯，当初何等残暴、何等疯狂，此后皆有大量具有反思意义的建筑、文艺以及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措施，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但在中国，且不说1966年以前和1976年之后政治迫害，单说十年文革的大量真相，就没有彻底公开过。上个世纪80年代，民间在寻根，但同时又遭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阻碍。中国有了互联网之后，更大规模的反思运动开始了，但同样遭遇了网络封锁和刑法恐吓。
为了纪念王佩英，大中公司专门开设了《王佩英网站》，网站内有纪念文章和影片资料等内容。但搜索整个互联网，在大陆却找不到视频。传播王佩英事迹，似乎成了某种程度的禁忌，删帖、删视频乃是常态。有的网友，恰如“地下党”般谨慎告之：“嘿，哥们，这里可以下载王佩英影片。”没过几天，那下载地址又消失了。因影片极为清晰，容量很大，有的朋友将影片分为七段，放在电子信箱，内部告之信箱密码，众人纷纷下载。原本如此正大光明的事，在中国却如老鼠过街，偷偷摸摸，神神秘秘，实在讽刺得很。
必须吸取血的教训
一位感情至深的友人刚刚从辽宁发来手机短信：“王佩英传记读到一半，即泪流满面。多么惨烈的人间，多么肮脏的罪恶时代。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王佩英已经被杀害，而我那惨遭当代文字狱的亲人还活着，在监狱里活着，这是亲人的幸运还是不幸？杨先生，你如何看待？”我回复道：“眼泪，是立起的助力。哭过，便在心中强大起来。这是中国志士顶天立地之前的残酷规则。”这位友人，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当地名望甚高。按说，他已屡次见识过残酷的专制迫害为何物，不是心灵脆弱之辈，但面对王佩英这位40年前英勇就义的女性，他仍止不住嚎淘大哭。
除非铁石心肠和故意回避者，否则无人不为王佩英落泪。这眼泪，如同某股震撼人心的精神穿透发肤，渗进鲜血，进入骨髓，成为人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像在王佩英纪念会上献花、敬礼的那些人一样，那朵花、那个礼，不仅仅是向王佩英致敬，更带着太多的自我唤醒，激励自身。中国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那么多号称“爷们”的男人，在文革中都死哪儿去了？他们为了活命，低下头颅，放下尊严，抛弃真理，有不少人甚至积极配合施暴者，揭发他人的所谓“罪行”，人与人斗，借刀杀人。那时的中国文字，比任何时期都要邪恶和肮脏，凭一个字就可以把你彻底打倒，凭一句话就可以杀一个人。他们忏悔过吗？公开站出来检视过自己吗？
40年过去了，当初的少男少女如今也当爷爷奶奶了。民间残存的记忆越来越稀缺，真实的历史场景比后人模糊的回忆更为残酷，更为窒息。历史被抹去，屠刀上的血已蒸发。多少档案没有解密，多少人拿着抚恤金就此一了百了，仿佛那些人根本没有被殴打、被批斗、被逮捕、被关押、被劳教、被杀害、被株连。难道，十年文革仅仅是中国人做的一个根本无所谓的梦吗？文革固然带来了灾难，但为什么这种被我命名为“专制暴政”的专政，此后仍然没有消失？我承认，邓小平、胡耀邦等一批人为平反做了些实事，但那远远不够，是表面工作，真正的实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民主”。
政府高层对此曾经有过一些“舆论导向”，最知名的就是江泽民的“与时俱进”和“登高望远”。说直白些，就是要人民忘却这种惨痛灾难，抛弃前嫌。对不起，你能忘，我忘不了，很多人都忘不了。不是说希望高层做第二次平反，或者做1976年以后诸多政治迫害的平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主张是，手痛治手、脚痛治脚不是根本办法，杀一批、关一批然后又来道个歉、给点钱，这都没用。掌权者不吸取血的教训，罪恶的历史永远会恶性循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者今后其它什么党，没有记住这个教训，罪行还是照样犯。公民持不同政见，当局就打压你，甚至把你整死、整疯，身强体壮的一个人，在监狱没几个月就变得骨瘦如柴，还要插呼吸机。怎么解决这种恶性循环？
摸着胸口的良心说话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们怎么来迫使政府文明起来、民主起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公民，尤其是农民，怎么觉醒起来，强大起来？这是公民社会与民主政府的重大课题。不能为了少数特权者的稳定，而压制社会的正常表达。我不求激进地呼唤多党制，仅求最基本的两点，那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起码要争回来。许多事不让做，但起码许多事总可以想、可以说吧？40年前，如果1%的人像王佩英那样站出来，文革不会在中国产生。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1%的人像王佩英那样站出来，国家也没有那么多人权灾难，没有瘫倒在轮椅上的倪玉兰，没有“家成为第二监狱”的郑恩宠，没有作家、学者、记者写稿时的自我审查与担惊受怕。
在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不难找到自由和权利的踪影。问题在于，这是法制而非法治。该用法律来“制人”时它叫法律，但该用法律来“免于被制”时它就是一张普通的纸。人民没有自由和权利的根本保障，尤其是现实社会的制度性保障。你说你懂法，可你在大学法学系读的那些书，就像一部部虚拟的剧本。在权力第一的时代，法律是被强势者拿来玩弄的。王佩英的死，据称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是一个没人相信法律只相信毛泽东的时代。当道德已经倒塌崩溃，最低的道德（即法律）倘若也不被人民信仰，王佩英式的灾难只会接踵而至、层出不穷，而非仅仅停留于她一人的惨剧。
王佩英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她的信念极为简单，谎言就是谎言，灾难就是灾难，罪恶就是罪恶。她之所以如此坚持，不是因为她见过多大世面，受过多高的教育，有多么丰富的信息渠道，而是因为她忠于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是摸着胸口的良心在说话，为什么要撒谎？很多人会说，你撒个慌有多大个事呀？不，你没有她那种对灵魂的忠贞捍卫，这是耶稣、苏格拉底、谭嗣同式的，叫殉道。这种为道而死的勇气，有着看透生死、保全灵魂的坚毅，非常人可以企及。如果中国人个个都贪生怕死、趋炎附势，这个国家是不配被世界敬重的。我们这些后来人，应以历史上曾经有过王佩英这样的人而自豪。如同世界史上有过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我们中国也曾有过林昭、遇罗克、王佩英，以及更多愿意为道而死的大写之人。
如果我的足迹到了北京，我一定会与王佩英的众多后人相见，促膝长谈，思想没有疆界，话语没有高墙。在迎面而来的握手瞬间，我想，我一定会这样说：“道路崎岖，路不好走，但走着走着，路就敞亮多了。很多个你们，很多个我们，很多个他们，其实都在王佩英这条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