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悔之“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感言

发表：2010-08-16 11:55

读罢檄文，肃然起敬。先生所言极是，君不见今日网络小丑们五毛们的表现，什么年代的观念？！中国人被历代帝王片面强调和利用的儒家文化中“崇圣”的思想影响太深，这种思想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延续至今甚至发扬光大！应当进行全面的反思，中国必先有思想文化的解放！儒家学说的“崇圣”就是唯圣人是真理，圣人说过的言语不容置疑，这与西方崇尚自由的文化反差强烈。儒家文化中这种奴性思想意识，比如愚忠，在帮助历代封建帝王确立和巩固皇权中发挥巨大作用其深远影响延续至今。专制制度唯代表权力的君主、领导的意志不容置疑，江山社稷只允许一个思想，一个声音存在。一个朝代或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发展就会停滞，就不会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迷信和依靠暴力推行恐怖，借儒家文化中这种奴性思想意识（愚忠）来确立和巩固皇权，所以中国的特色就是，举国皆是精神奴才。所以网上遍布小丑和五毛。所以不管是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抑或是新极权新威权主义，在中国文化这种奴性思想意识（比如愚忠）的大背景下，帝王的专制是巩固的，皇权会继续发挥巨大且深远的影响。所以中国的未来必先有思想文化的解放！

附：认清形势，明确方向

李悔之

(2010-08-15 00:45:37)

这些日子，《刘亚洲中将撰“西部论”纵谈西进战略》一文成了网络热门文章。文中关于“10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的论断，引起了不少网民的兴奋和欢呼。这些网民兴奋和欢呼的理由是：连刘将军都下了这样的结论了，我们还能不信吗？

是的，这些年，举凡署有“刘亚洲”名字的文章出来，往往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许多中国网民心目中，“刘亚洲”三字，几乎成了“权威”的代名词。所以，他作出的论断人们还有理由怀疑吗？

无独有偶——今年四月份，杨恒均先生的《为何当今的专制国家只有70年的寿命？》一文发表之后，也引来许多网民的一片喝彩声。有些网民因此“革命乐观主义”倍增。网络之上，常会看见类似有趣的话：×××神气个啥？老杨头都给你算过命了！秋后的蚂蚱，还能蹦几天？

不过，当时拜读了杨恒均先生的大作后，我的“革命乐观主义”不但无法高涨起来，反而有点沉重起来——诚然，杨博士文中的许多论述都很有道理。但是，他文中对“特色中国”的“特色国情”却缺乏更深一层的探讨。而是以普遍性来比隐喻“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大趋势”的“不可阻挡”。我想，这是否低估了“革命形势”的严重性？

且听杨博士文章临结束之时的一段话：

“千万别告诉我你觉得其他国家是‘人’在创造历史，但‘中国人’不行，是历史在创造我们，更不要对我陈词滥调：利益集团那些‘人’特别坏，在台上的那些‘人’不肯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而你周围的人又太愚昧，这完全是胡扯，你自己不是‘人’”？

读了杨恒均先生这篇文章，我当时的心情是矛盾：一方面，此文确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忧虑它会使人陷入盲目的乐观之中，因为中国国情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相差太大了。正如陈行之先生所说：“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是短命的，极权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是短命的，并不意味专制主义在中国必然是短命的”——对此，我亦是深深忧虑的。而且，这些忧虑决非是杞人忧天的。

刘亚洲将军的“十年转型”论与杨恒均博士的“七十年大限”论可谓不谋而合。因而，这两个“合二而一”的论断不但成为一些网民热议、并为之振奋的话题，有些博客名家在撰文之时，也喜欢引用“七十年大限论”和“十年转型论”的观点……鉴于此，鄙人今天忍不住要将心中隐匿多时的疑惑提出来与众人商榷：当今中国，与当初“苏东波”的情况有何不同？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看待“十年转型论”和“七十年大限论？”

我想，还是从前苏联的“香肠暴动”和西伯利亚的工人大罢工谈起吧
——1989年12月，在前苏联乌克兰北方的切尔诺戈夫，一辆黑色的“伏尔加”汽车在市中心与一辆汽车相撞了。坐在“伏尔加”上的州党委书记和他的司机被人从车中揪了出来——他们两个当时都喝醉了。撞车时，“伏尔加”后备箱里的东西全部被撞倒了出来，这些都是当地的居民很久没有看到过、商店里没有卖的东西：香肠、白兰地、伏特加、乳酪……而且，这些东西都不少。群众看到官员们如此享受特权，都愤慨难平……广场上聚集的群众越来越多，一场大规模的打砸抢抗议随之发生了。两小时后，有三千多警察赶到骚动现场，并挥舞警棍打人和抓捕参与闹事的民众……这就是所谓的“香肠暴动”。

中国的网民们看到这个故事，不知有何感想？——一个相当于中国省少书记的前苏联州委书记，仅因为“私藏”香肠、白兰地、伏特加、乳酪这些“奢侈品”，便惹起众怒，并随之激起民变。民主转型和解体前的苏联物质匮乏之严重，可想而知。

同年7月，克麦罗沃州的西伯利亚媒炭城市库兹巴斯的几个矿场工人开始的大罢工。不久，西伯利亚罢工工人达到五十万。随之，全国各大城市都发生了工人罢工运动。工人罢工的最主要原因是物品紧缺。请看苏联副总理列夫•沃罗宁与罢工工人代表达成的下列条件：

为了改善克麦罗沃地区的物品供应紧缺情况，政府必须在下半年提供下列数量的食品和消费品：

肉：6500吨
黄油：5000吨
牛奶罐头：600万听
食糖：10000吨
茶叶：1000吨
咖啡和可可：100吨
价值2000万卢布的鞋子
价值500万的家具
洗衣机3000台
电视机：3000台
汽车：2000台
冰箱：1000台
缝纫机：100台
壁毯和地毯：1500平方米
洗衣肥皂：1500吨
香皂：1500吨
……

这份文件签字后的不久，苏联最高苏维埃又收到了另一个地区民众提出的新的要求。这一次是政治要求——民主要求。……

也就在“香肠暴动”和西伯利亚工人大罢工之后的一年多后，苏联便正式解体了。前苏联国家也随之成功实现了民主体制转型。……

前苏联当初体制转型如此之顺利，既与当时共产主义意识形式的彻底瓦解有很大的关系，更与当时苏联严峻恶劣的经济环境是密不可分——1985年3月10苏联老人政治的代表契尔年科逝世，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他开始着手进行改革。然而，他的改革“新思维”与邓小平的改革思维却大相胫庭——彼此同样是“一手软一手硬”，戈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手“硬”，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手“软”。这样做的结果是：戈的“新思维”使旧的意识形态彻底瓦解，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逐渐成形，苏共的一元化领导极大地被削弱。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不但民众生活艰难，就连权贵也要不撰手段获取香肠、白兰地、伏特加、乳酪这些再普通不过的日常食品。整整七十年，苏联共产党也没有解决食品和日常用品供应紧张的问题。在如此情况下，不但民众对苏共彻底失去了信心，纵然统治集团内部也人心离散了，苏共的下台则和体制转型成了势所必然。

我们再回头审视中国：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恰好相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包产到户”的“好政策”，将中国八亿农民被捆绑了二十多年的手“解放”了。结果是：仅一年时间，便解决了中国人二十多年饿肚子的问题。悟出了只有改变民生才能延续执政党政治生命的邓小平，这时便笃信“发展才是硬道理”。于是，老人家便在“祖国的南海边划了几个圈”，并随之开始变换国有经济经营模式，大力鼓励发展私营经济。果然，经济一发展，老百姓一旦“吃上白米饭、喝上肉汤”，穿上“的确良”、“的确卡”，便忘记了过去三十多年的苦难，又感激地高呼起“共产党万岁”来——甚至北大的学子们也情不自禁举起了“小平，您好”的牌子……一度摇摇欲坠的“人民江山”又“牢又牢”了。

八十年代初期，面对体制的种种弊端，邓老爷子也曾经一度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然而，一旦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必将危及一党执政的政治局面之时，他立即挥手紧急刹车。并将极力主张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小胡拉了下来。八十年代末，甚至不惜对“闹事”的娃娃们采取“革命行动”。……

“苏东波”巨变之后，鉴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情况的巨大变化，党的第三代领导们的治党理念和执政思维也随之“与时俱进”——以知识分子、资本家“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为由，张开热情的双臂邀请他们入党。既然昔日的“资本家”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入党了，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和其他社会名流，更是“劳动人民的一员”，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党的“新生力量”了。这样一来，天下精英富豪尽入我党毂中，党的“华丽转身”也便在不经意间完成了。随后，这个庞大的精英群体通过不断的利益交换和结盟，最终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封闭性、高排外性的利益共同体。这时的中国，虽然铁锤和镰刀旗帜仍然高高飘扬，只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中国人从此如同生活在一间巨大的、外形漂亮迷人、密不透风、中国几千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的铁围城中。在这里，四时张灯结彩，处处莺歌燕舞升平气象。一群西装革履的“仆人”们，正在对他们的“主人”实行一种前所未有的外松内紧的特色政治实验——偎依在党温暖怀抱里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不敢有意见。纵然有，也是提倡一下“社会主义民主”；边缘知识分子有意见吗？可以在网上享受一下“可控言论自由”；工人有冤吗？可以“散步抗议”；农民有冤吗？“不准非法上访”——超过五人，就是“聚众滋事”！……一言以蔽之：“公仆”对“主人”的管治，简直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地步！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早已“转型”了。只是转的与“苏东波”国家不同的“型”！

应如何给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定性？——是“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抑或是新极权主义、新威权主义？……恐怕连当今世界的权威政治学家也难于一时作出准确判断。

在如此“特色”的国情之下，刘亚洲将军和“十年转型论”和杨恒均博十的“七十年大限论”是否会遇到严峻的挑战？——只要重温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是前“苏东波”的民主转型……等等，主导者要么要么是该国的新生资产阶级精英，要么是该国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然而，今日中国呢？转型的推动主体是谁？——新老权贵结成强大的政治联盟，各路精英尽数跻身既得利益阶层，事实上，他们非但是体制转型的推动力量，而是巨大的障碍和阻力。

而另一方面呢？——经过统治者六十年的苦心经营，中国的民间社会早已经彻底原子化、沙粒化、无害化。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上下五千年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清一色”景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一座巨型金字塔高耸入云。金字塔脚下，像征性地围绕着八个微型精致的点缀物。四周则如同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一般荒凉一片，纵然有少数“政治杂草”长出土面，也会被及时连根拨除。真正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腰板稍硬的精英要么“被出国”，要么被一道法符压在五指山下。在这里，不但没有甘地、曼德拉、马丁•路德•金和金大中们生存的土壤，甚至没有雷震、殷海光们生存的空间……在这样的国度中，纵然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类的人物出现，是否会重蹈胡、赵的下场，也实在令人难于预料……

面对这些，人们不禁要问：究竟靠谁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

所以，当今中国，“革命形势”绝不乐观。刘亚洲将军的“十年转型”论，杨恒均博士的“七十年大限”论，所面临的挑战是极为严峻的。
这里我要郑重申明的是：我并不完全否定“70年大限”论和“10年转型”论——因为历史车轮的变轨，有时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我只是要警醒有些同胞：切莫对“70年大限”论和“10年转型”论过于盲目乐观。而是要有面对严峻现实和挑战的心理准备。决不能过于将希望寄托于“不经意间”的历史转变轨，也不要过于寄希望于“太救星”的出现。即：既不盲目乐观，更不悲观失望、自暴自弃、消极等待、怨天尤人，而是人人积极主动行动起来——尤其是知识分子要自觉行动起来。各尽所能，各尽其责，力所能及，共同为历史车轮的“必然转轨”创造有利条件。只有这样，到时才不会陷入新的失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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