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季度，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消息传出，国内更多的是冷思考，很少有人欢欣鼓舞。这是民族反省能力提高的标志，也体现出民族处于改革30年的十字路口的彷徨，土地财政、收入分配等各种深度矛盾纠结在一起，消解了经济增长的幸福感。
近代以前，中国是日本之师；近代以后，日本是中国之师。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直到上世纪1980年代成为现代工业强国，而中国仍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行进。就经济而言，中国资源配置与国企发展学的是新加坡，出口导向型经济学的是日本。我们学到了新加坡的国企至上，却没有学到新加坡的市场效率与法律框架；我们学了日本的出口导向，却照搬了日本的政府投资主导与创新能力薄弱。
中国走日本老路应该汲取的教训是，政府主导的低效投资无度扩张，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将近20年的时间，日本陷于高赤字与高投资的泥潭。低效率的投资降低生产率，直接导致债务与通胀预期双双上升。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后，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最大引擎。根据日本财务省的资料，2002年预算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支出比重达到17.7%。在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中，公共投资的比重更高，达34.6%。二者合计，用于公共投资方面的支出将达到33万亿日元，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27.8%左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公共投资在固定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也是最大的。
即便是较为清廉的日本政府，制度性漏洞也导致大部分资金被浪费。1998年道路投资额约为15万亿日元，其中仅有40%形成固定资本，浪费掉的资金达到四万亿-五万亿日元(2000年9月17日《日本经济新闻》)。日本的浪费与我国的浪费不同。日本处于工业化后期，政府投资边际效应递减，只能在三家村建白头鲸博物馆等形象工程，同时为了维持稳定，公共工程沦为项目层层分包的吃饭工程。而我国则是资源错配的结果，政府形象工程广泛铺开，据称皖南某县为追上城市化的步伐，拔除特色的油菜花铺上大城市的绿色草皮，绿化工程款远远高于教育经费。
我国处于工业化初期，公共投资效率尚未到达临界点，高速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必然带动生产率的增长。统计数据表明，从1978到2006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78%，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也高达20.53%，储蓄率长期维持在30%-40%之间的高水平。但有研究表明，自1992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后，中国内地的投资效率一直在恶化。中国需要大规模投资，但投资效率的低下造成了集体浪费的财政狂欢，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与地方财政的恶化。如果中国的投资效率无法提升，未完成工业化而陷入高负债泥潭，情况会比日本更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均衡导致公众对总体财富增加不感兴趣。作为工资屡屡“被增加”的一族，眼看着总体财富增长的第一反应是：与我何干？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是一些垄断企业的就业世袭制与终身雇佣制，阶层之间的裂痕导致公众失去对社会的认同感。GDP超日受冷遇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