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一个朋友来访。这位老兄虽然在不少问题上和我的看法相左，不过我们这些年的交情套句东北话，一直都是“杠杠的”，并不会因为意见的分歧而受影响。在咖啡馆里，除了叙旧之外，我们就他所谓的“中国模式”和我认同的“中国道路”理念之争颇是唇枪舌战了一番。
我的看法是，自从邓小平30余年前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启动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后，中国其实至今仍在摸索着前进。我想没有人能够否认，当时的中国已走入死胡同，也只有通过寻找新的“中国道路”，才能拯救国家于崩溃之边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与其虚头八脑地说是任何模式的功劳，倒不如把问题简单化一些，直接承认是巨大的市场开放后所天然具有的原子能量释放。当然，我个人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区分“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这两个概念，是因为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而言，理解二者背后的种种假设和条件会更有现实意义。
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我想这两种提法最大的不同就是“模式”的说法更强调国家和民族的个性，弱化乃至否认人类的共性，而“道路”的理念在不排除人类共性的前提下，也不否认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应有的特殊性。概括市面上几个版本的“中国模式”说法，基本上都是在宣讲以大政府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方式，试图用无法自圆其说的“中国价值观”取代由民主、自由和现代文明等理念组成的普世价值，而某些专家提出的“中国模式”甚至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相比之下，我一直认同和提倡的“中国道路”理念并不否认当下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和难处，但与此同时也会坚持应有的底线，有自身正确的坐标，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不抛弃不放弃”，不会因为中国在短时间内发生的所谓“经济奇迹”而迷失方向，不会因为盲目维持GDP增长而忽视民意和民生。更重要的是，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道路”的提法并不会把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放在对立面，也会为建立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的政策性追求提供更包容的空间。
其实，某些外国专家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的动机不难理解，多少是企图标新立异乃至哗众取宠的学术行为，既透视出宣扬者对中国缺乏全方位和深层次的了解，而且因为涉及到著书卖书的市场行为，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商业色彩。在中国的知识界，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自然也无法逃脱权力和世俗观念的干扰，既得利益和公共良心之间的博弈也始终贯穿其中。在当下“大国崛起”说法甚嚣尘上的大环境下，时而出现的一抹民族主义色彩更是容易混淆视听，让中国在自身的发展道路上有可能再次陷入迷途。
和我这个朋友一样，有那么一群知识界和商界精英，他们有逻辑没逻辑地把中国近年的经济奇迹完全归功于虚无缥缈的“中国模式”，忽视了过去30多年经济潜力集中爆发的自然推动力。而在这种所谓模式背后的种种假设和条件，诸如大政府主义、民主因素在中国的可有可无以及国民性和他国不同等看法，其实无一不是阻碍中国未来几十年持续性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无法在根本上为目前中国在政策领域补丁上打补丁以解燃眉之急的困局提供灵丹妙药。
纵观历史，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高速发展模式也非前无古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的研究表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同样经历了类似的“奇迹年代”，每年的GDP增长高达11.4%。在此期间，巴西强势的军政府充分发挥了集中式的政府决策优势，实行高税收政策，把资金大量投放到土地征收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但忽视了在公共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资。当时所谓的巴西模式也是沉浸于国内外一些专家的溢美之词，但到了70年代后期，巴西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开始动荡不安，GDP一度完全停止增长，而且这种低迷状况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虽然彼时的巴西和今日的中国不能完全等量齐观，但以大政府主义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教训却不容忽视。就像我和朋友之间的讨论一样，我愿意相信中国知识阶层就 “中国模式”的争辩也应是百利而无一害，希望这既是中国社会民主进步的一个标志，也是在英雄所见可以不同的今天，激励各方在中国道路上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催化剂。
105岁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近日指出：中国的落后是惊人的，不存在“中国奇迹”。这句貌似离经叛道之语，仔细想来，应是阅事无数的百岁学者不夹带私货的大实话。人类的发展需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而世人在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上大同小异，本无国籍之分。在殊途同归的中国道路上，相信国人有能力、有毅力且更有勇气追求和得到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这个可能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只有中国道路，没有中国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