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贪污受贿1，45亿元，案件惊动中南海。早在2007年，身为国土资源分局局长的罗亚平，就拥有22套房产，并且都分布在抚顺市华南花园、格林书香园、银河湾等高档社区，市值上千万。
22套房是一个什么概念？在抚顺这样的二三线城市，如果普通6层高的住宅楼，一个单元12户、一栋楼3个单元，这栋楼总计住户为36户。那么，罗亚平一人拥有22套，就意味着这栋住宅楼的三分之二都成为她一个人的了。一个职务仅为国土资源分局局长的罗亚平，竟然拥有几乎一栋住宅楼！如此一来，这里的住房需求怎么能不旺盛？这里的房价怎么能不高涨？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这样的情况仅仅发生在抚顺，如果罗亚平仅仅是个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许很正常，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而“贪官必有多套住房”，似乎成为近年来被曝光的腐败案件中的一个铁律：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规划处处长陶建国29套住房，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16套住房(含1套经济适用房)，另有别墅价值3000万元；而山西省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在北京等地有35套住房，资产过亿，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创贪官拥有住房套数之最。假如有关部门将贪腐官员与所拥有的住房情况全部公开的话，大概没有那个贪官的住房套数会低于两位数。
近几年来，每当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时候，一些利益相关者总会以住房“需求旺盛”的理由来阻滞。贪官拥有多套住房的事实说明，这种所谓 “旺盛需求”是扭曲的，是难以见到阳光的。但遗憾的是，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被扭曲的需求，支撑着一些地方房地产业的突飞猛进，支撑着那里的高房价，同时，使真正居住性需求的普通居民买不起房，租不起房，使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增加。
我国近几年来不少城市持续暴涨的高房价是如何形成的？人们一般都认为是资金、土地、钢材水泥、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增加所致，实际上，这仅是原因之一，再说，要素成本上升对于房价的暴涨没有可持续性；而腐败因素推高房价却是客观存在，并且形成恶性循环：试想，一名腐败官员即可拥有数十套住房，那样的需求不是被扭曲了吗？被扭曲的需求传导到市场，从而增加投入，增大供应，建设住房的目的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满足腐败需求、投机需求。这样的结果，除了漂亮的 GDP数据以外，就是由这些拥有多套住房的阶层垄断租房价格，或者大量房屋空置，与民生需求越来越远；
贪腐官员拥有多套住房的社会现实表现在房价方面，著名经济学者叶檀女士认为，我国目前一些城市房屋价格，既不是要素决定，也不是由市场决定，更不是政策决定，而是有灰色收入资格的贪腐官员阶层决定的。据公开报道，我国每年有游离于统计系统以外的数万亿元灰色收入流入到商品房领域，即使再贵的房子也有人买，房价总是居高不下。这样的追涨预期，又反过来影响到地价上涨，形成一轮又一轮的反调控舆论和涨价事实，使国家调控政策一次次成为“空调”，真正受益的还是拥有多套房的已经被揭露和尚未被曝光的贪腐官员阶层以及与该阶层有着千丝万缕、扯不断理还乱的富人阶层。
我认为，叶檀女士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不少大中城市，这些年来那些热销的楼盘，动辄几万元每平米的价格，真正都是谁买走的？恐怕没有人否认，其中相当多一部分是一些本地或外地的富豪和官员，而数以亿计的普通工薪阶层和外地进城务工人员却很少。
一方面是大量普通城镇居民靠几十年的劳动收入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却是每每被揭露出来的贪腐官员却拥有几十套住房。在住房一再成为全社会关注热点的背景下，这样的社会现实，暴露了中国住房改革体制上的缺陷和政策监管漏洞。只有坚持从制度上让囤房、炒房者付出更多的成本和更大的代价，腐败推高房价的行为才有可能收敛或得以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