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
三．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具体看法
我在开始跟大家讲了，“认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可以说是一把钥匙，它可以打开整个你对中国过去土改、反右，以及对现在中国镇压法轮功，中国所谓经济改革，所谓开放，今天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看法。所以实际上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想法过去二十年一直处于准备、积累阶段。当然这个准备、积累阶段现在我认为已经基本完成，思想比较成熟。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关于如何认识极权主义。在如何认识极权主义的研究学习过程中，我陆续从哲学上、历史上、文化等三方面推进我的工作。目前我正在做的是恰好是从文化上如何来看待这个极权主义社会，这个共产党的产生。当我做完了这一切工作的时候，我认为我自己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具体地解剖“文化大革命”。这一切工作现在在我来说已经基本上接近尾声、接近完成，因此，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些看法了。
1.我的方法及思想基础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自己的看法，首先还是我刚才一直讲的，就是关于思想方法上的。我现在关于思想方法上我自己已经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就是在所用的语言概念上，我已经跳出了过去共产党社会所加给我的那种意识形态式的方法、意识形态式的语言和研究，已经使我完全打破了这个框架。那么也就是说在思想方法上我自己遵从的是第四个和第五个我所介绍的，就是西方社会这些更开阔的社会和一般社会的这种学术准则和学术研究方法。也就是说第四点、第五点里我提到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及社会学家对于文化思想研究。在这些人的基础上，跳出了共产党社会来重新看这个文化革命。
2.我的基本看法：
那么我的初步看法是什么呢？这个我在九六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这样一篇文章，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几年。那篇文章是我从六八年觉醒以后、开始反省以后第一次写文化大革命。在那篇文章里我基本上已经提出了、勾画出了一个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和如何看待红卫兵现象这样一种看法。我认为在谈到我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的时候，我今天还是在沿着九六年那篇文章所带来的方法在往前走。因此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找一找我当初写的那篇文章，它的一些基本的思路和结构，这里有一些我就不再重复了。
今天我要谈的就是大致跟大家勾画一下，我所认为的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描述它。
第一，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共产党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极权专政的一种典型的共产党社会的运动。这里毛泽东也罢，刘少奇也罢，并不构成主要问题的两方面，例如麦克法考尔这些人他们曾经归咎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但对我来说，毛泽东也罢，刘少奇也罢，乃至文化大革命被整肃的邓小平也罢，这些人他们都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的黑猫、白猫，他们都是猫。他们的不同只在于如何专政群众、专政民众，如何维护权力中所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说到底他们是代表了共产党，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共产党要垄断权力、要极权的那种共产党。
在这些人中，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占了上风，他所要进行的所谓党内斗争，实际上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权力。到后来八十年代邓小平进行的所谓经济改革，也是要巩固共产党一小撮人的权力。实际上邓小平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就是为了要巩固共产党的权力。自作多情的是那些想取媚共产党，爬进权力圈子的人。
到了经济改革，改革到一定程度对共产党权利有一些危害的时候，邓小平就图穷而匕首见，毫不留情的说杀他个二十万、稳定二十年。因此实际上邓小平也罢、毛泽东也罢、刘少奇也罢，这些人他们都是共产党。
这里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因为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末期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谈话谈到有很多人要法治，他问刘少奇怎么看，刘少奇沉吟了一会儿对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得人治罢。这个就很典型了。后来六六年刘少奇做为国家主席就是死于人治，毛泽东连共产党的法都不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这里说的残酷一些，刘少奇实际上是死于自己所拥护的那一套东西，作茧自缚，自作自受。所以这里我觉得对文化大革命来说，它是典型的一个极权主义巩固自己的政权，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专制里的一个“运动”。
第二，这里我大致可以给大家勾画一下文化大革命它发展的线索。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在开始的前几年就是毛泽东鼓吹阶级斗争，大家都知道这个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共产党它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式的工具。共产党利用阶级斗争它要达到的的目的就是极权专制。然后在六十年代初期共产党大谈阶级斗争，到了六三、六四年的时候，共产党就把这个阶级斗争在文化领域里普遍的展开了。先开始的是电影、戏剧的批判，例如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三家村的批判。最后通过这些个批判又扩展到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为什么呢？就是要把整个学校以前还残留的一些一般社会的那种痕迹全部打掉，然后把这个学校完全变成了共产党巩固自己权利，完全变成了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工具。
在这里我觉得的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展开，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干部子弟他们提出来的是什么呢。例如在我所在的清华附中，第一个红卫兵是怎么产生开始的呢？这就是这些干部子弟听到了党内毛泽东一些谈话、一些风声，然后提出来出来搞“文化”“革命”。他们经过六十年代初期，在各校搞四清，阶级斗争后，六五年相应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来要在学校里推动所谓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的这些文化思想革命运动，提出所谓思想革命化，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然后从而进一步扩大到教育革命。而这种教育到六六年六月的时候，到达顶点，也就是六月二十二号在人民日报上提出的废除高考。
为什么要废除高考呢？实际上大家知道在六十年代初期，由于阶级路线，很多干部子弟他们上大学已经有了很多的特权了。例如在我们清华附中里，除了招考要贯彻阶级路线，出身不好的一些人根本就不可能上比较好的学校以外，而且还有一些干部的儿子在考的太差了，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大学以后，就转入我们清华附中继续补课。这里最典型的就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贺鹏飞由于成绩太低没考上大学，又跑到清华附中补习了一年。
当时拥有这种没有考上，再到清华附中再上一年这样一种特权的，在中国社会可说是没有几个人。因为当时我们清华附中是在北京市的最好的中学，一般的民众通过考试都很难进入的中学，而像贺龙的儿子他居然就随便能进来插班，能够再补习一年。国家的一切机构完全如他们的私人物品一样。
但是为什么到六六年，尽管这样优待这些干部子弟他们还是不满意，还是要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要教育革命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还不保险，还不纯粹。典型的就是六六年六月二十二号的时候提出来的废除高考。
因为他们自己成绩太差了，无论你放到多低的时候他们还是不能够达到，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就干脆废除这个考试。实际上废除高考这种教育革命他带来的唯一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干部子弟的特权，就是他们可以不经任何的考试就能够自由的出入高等学府，垄断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
那么出入高等学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他们可以牢牢的把握社会受教育的权利，从而把握权力。
大家知道如果一个社会受教育程度高了的话，就会使民众有较高的觉悟能够对于这个极权专制有所认识。如果要是都由他们来牢牢的把握这些高等学府的话，那么对于他们的极权，对于他们的统治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实际上对于六六年六月二十二号的这个废除高考来说，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特权，就是巩固这一小撮共产党集团的权利。
而这样的一种从六六年六月二十二号废除高考来把握这个权利，把握教育、文化各种权力机构的这样一种努力、措施，到今天为止尽管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是这些个干部子弟，这些共产党集团的分子，一直在这些领域里不断的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来把持，巩固这个权力。所以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发动整个这个运动的动机、这个“文化大革命”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变了的不过是形式，不过是有“文化”“大革命”变成“经济”“改革开放”，然而革命也罢，改革也罢，都是为了共产党一党的权力。
第三，红卫兵的成立我觉得还可以让我们思索并且看到：本来共产党和共青团就是共产党统治社会的一个有效工具，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共青团不行还要另外成立一个红卫兵呢？这里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并且说明，为什么要成立红卫兵。
本来高考，六十年代就有阶级路线了，为什么还到后来要废除高考呢？和本来有共产党、有共青团还要有红卫兵是一样的，因为他们觉得牢靠了，但是还怕不牢靠，他们还是要更进一步想要百分之百的控制这个社会，想要更极端的来掌握权力。
因此可以说红卫兵是极权主义社会维护极权的一种比共产党和共青团更加赤裸裸的工具。
对于这个红卫兵实际我们还可以对比看到，它和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一样是一个最核心的组织。历史真的有时候是很奇特，我说红卫兵和党卫军一样，居然连历史发生的现象都类似。
在希特勒走到最极端的时候产生一个烧杀抢掠犹太人的这样一个“水晶之夜”的活动，而红卫兵走到极端的时候造成了六六年的一个红八月。红卫兵——党卫军，水晶夜——红八月！
这就是我开始讲的，我为什么在八月的时候谈文化大革命。六六年的红八月在历史上的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可比的。人们常常把它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比，但是实际上这个红八月红卫兵出来的在社会上打、砸、抢、烧、杀这样的一种场面，这样一种对传统毁灭的场面，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无法比，因为那个毕竟还是在传统社会对于一部分的人的。而这个红卫兵不仅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传统，而且也是对人类传统中的一种彻底粉碎，是一小撮人丧心病狂的一种最极端的一种行动。除了共产党，什么也不留，用他们的话说，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样的红卫兵的行动只能够和希特勒的“水晶之夜”来相比。
第四，我认为，它是当代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典型运动”之一。大家还可以把中国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往前追溯，你可以看一看从五四以后共产党所搞的文化革命，所对权利的追求。你可以更开阔的对比一下苏联二十年代为什么也要搞文化革命，以及其后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整肃。你还可以看看北韩、越南、古巴、当年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及东德，都有过这类党内斗争，清诉，运动。甚至此种使用的词汇，“修正主义”、“工贼”、“机会主义者”、“右派”、“右倾”，乃至阶级斗争，阶级路线……都是一样的，都不是中国传统的语言概念。
为此，就上述就这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现象的简单描述来说，文化大革命应该说是做为二十世纪国际社会，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历史现象，它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内部的政治运动，完全可以和希特勒，共产党集团里的很多运动是同性质的运动，一方面是对于党内权力斗争，党同伐异对于异己的清肃，一方面利用运动群众来对另外一部分人进行迫害。二者的核心问题都是要极权，一元化领导。
在这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尽管这样一种文化大革命现象，它和反右和其它现象一样，在东欧国家，在柬埔寨，在其它国家发生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但是这里就好象一出戏一样，它在不同的国家上演，或者演员不一样，或者所使用的语言也被翻译的不一样了，但是根本上演的是一出戏。这出戏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来说，它是极权主义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他们的意见分歧至多不过是我前面讲的，如何运用极权主义政治手段来统治这个社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由于自己的性格、由于自己的教育，由于自己以前经历的环境的不同，他们所采取的统治手段不同，但是说到底都是共产党。
另外就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它其实就是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的那种动员民众、运动群众的一种典型案例。与希特勒、东欧各国乃至现今北韩所用的方式比，完全类同。
文化大革命里从六六年以后到七六年的十年期间，似乎有过一些所谓群众自己起来的一些现象，于是一些人也曾经想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一种民众的不满，有自己的想法的运动，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来看，是共产党、毛泽东有效的操纵、利用了民众的情绪，因为我们来看那十年民众的各种运动，始终也没有跳脱毛泽东的手心。所有的一切，向左也罢，向右也罢，都是在毛泽东控制底下来进行的。
第五，就是做为一个“文化大革命”，我觉得这个名字就是非常典型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它更清楚的表明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国传统上的东西。今天很多人乃至到了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把四人帮揪出来，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多人居然还把文化大革命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怎么样，认为是我们中国传统出了问题。细想起来是很可笑的！因为这种反传统意味着还是在搞文化革命。所以，实际上从“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来说，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它根本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要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
在这里我觉得它典型的代表了西方当代研究极权主义的专家、社会学家达伦道夫说的极权主义的两个特点，一是反传统；二是反近代的人权、自由这些价值观念。
文化大革命，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它就是反对传统文化，而且中国共产党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传统。五四以后到延安时代，到四九年以后，乃至到文化大革命。那么到今天来说，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反传统的这些做法也没有结束。它虽然在世界各地修孔子庙，但是中国传统所提倡的那些道德价值问题，中国共产党一个也不敢拿出来，他们只是拿出中国传统来做形式，来为巩固他们的极权专制服务。
另外在文化大革命里所显示出来的除了文化革命，革中国传统这个命以外，也有另外一方面就是革当代人权、自由这些价值的命。这里红卫兵心领神会，或者说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那种价值观，共产党的那种思想方法。
第一个红卫兵就产生在我所在的班级。在当初第一个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所谓《三论造反精神》文章的作者骆小海，在他的文章里就明确的提出来要“血染华盛顿，头断太平洋”，“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这些发自内心的仇外，实际上就是达伦道夫所说的极权主义的两个特点的第二个特点，对于当代代表人权、自由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仇恨。
那么最后我想来谈一下就是在我们谈到文化大革命研究这些问题以后，又回到我第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要来谈文化大革命？我希望大家今天来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能跳出这个框架来，能从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来看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来反省今天。比如说共产党在九九年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共产党在利用奥运会来运动群众的时候，共产党在利用世博来对另外一批维权人士和其他不同的异议人士的迫害的时候，是否你能够跳出来和我们一样，和我对于当初的跟党搞文化大革命反省一样，从新来看共产党及其社会的这些特点，来反省这一切，不再跟着共产党，像我们那一代红卫兵那样犯下如此愚蠢的，毁了别人，毁了自己的青春的错误。
四．再谈“文革研究”问题
1.从时下对文化大革命的争论谈起
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再谈一点比较。因为从最近两年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突然又重新时兴起来，在一些人里面，也就是一些当年的所谓老红卫兵里，重新起来为他们当年红八月的事情翻案。并且在这样一种做法里，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突然他们以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来自居，来提出一些看法。这里我想提出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北京的叶维丽，她曾经留学过美国。她在最近提出来一系列的对于红八月、对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看法。因此，在这里我要谈几点我的看法。
第一，我认为叶维丽女士和王友琴女士的研究不是一样的研究。王友琴女士的研究是从案例开始研究，她已经开始跳出过去那个社会加给她的方法，而且她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来重新揭示文化大革命的事实。然后从这些事实来重新梳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以及梳理一些思想。
而叶维丽女士的“研究”基本上不是“研究”，她是站在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来对于当年她们在红八月一些事件上的看法来辩护。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叶维丽女士她并没有像王友琴那样去从事调查研究，而是以她自身的经验来谈这些问题。而这个“经验”本身其实是我们应该研究分析的“对象”。
叶维丽女士和一些红卫兵今天起来谈这些问题，我认为这里又最根本的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叶维丽女士所用的意大利一个哲学家曾经说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也就是说一切研究的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都代表了他们自己对于那些问题的感受和看法。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她认为王友琴讲的红八月的历史是不真的，王友琴认为她谈的红八月的历史也是不真的。那么在打死卞仲耘校长的这件事上，到底谁是真的呢？
我认为在争论中就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就是叶维丽女士和王友琴女士的不同。大家都知道，在红八月中，在六六年凡是经过六月、七月、八月生活的一般民众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生活在一种恐惧当中，而且没有人敢乱说乱动，没有一个平民对那个时代能感到轻松，感到一种兴奋。而只有叶维丽女士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她在今天谈到八月的事情的时候，也让人们看到她们在当时是没有这种恐惧的。因为她们在当时是处于占有权力的那个地位，所以，叶维丽女士当然对于红八月的看法，以及她所看到的八月的那些情况，与一般民众、其他的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她对于如何才算是掌握权力，如何才是受迫害的理解都和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这就如前述六六年六月的废除高考一样，叶维丽们认为当时的阶级路线讲的还不够，而平民们认为，这种族群迫害已经不堪忍受了！
第二，为此，叶维丽女士这些人她们今天对于文革红八月的看法，我觉得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典型的研究案例，一个活化石，也就是说，当初这些人，他们站在权力的角度上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感受那些事件的。
这里牵扯到一个叶维丽女士为之辩驳的很重要的一个案例就是那个红卫兵代表人物宋彬彬到底参加没参加打死人。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典型的题目。这种辩论就好像我们今天来说毛泽东在红八月里，究竟他自己动手没动手打死一个人，在整个文化大革命里毛泽东究竟打死过谁，打过谁没有？大家可以知道毛泽东他没有动手，没有打死过谁，但是所有打死人的人，所有那些被迫害的人，都是在毛泽东、在这个迫害集团在他们的呼风唤雨、煽动下进行的，是他们放纵了那些打死人的暴力现象。所以实际上叶维丽女士对于王友琴女士的辩驳使我们很可以去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些人今天对于红八月那样一个恐怖的，充满血泪的月份的看法，有如此的放松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和王友琴的看法究竟区别在哪？
叶维丽女士这些人的看法我们大家又可以跳出来往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她和一般社会的价值观，以及一般社会对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看法有哪些区别。
叶维丽女士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而是有道理，但是她代表的是共产党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这一小部分人是要残酷统治、压榨其他人，是维护极权主义，永远占有权力。所以这一小部分人是我们广大民众，是我们一般学界所要抛弃的、所要认清的东西。叶维丽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文革的“活化石”，一个典型的文革思想还在继续的案例。
2．再谈“文革研究”问题
文化大革命研究不是以观点对观点，以意识形态对抗意识形态，而是要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具体去研究。这一研究它首先涉及的是资料原始材料的调查收集问题。因为共产党社会的封闭性，使得它的很多材料和数字，你不仅无法得到，而且能够看到的数字也不是真的。为此已有的东西需要辩驳，更多的则需要等待共产党社会崩溃后解密。而现在人们甚至已经遗憾地看到，很多东西已经根本再也无从获得第一手资料了。
抢救文革的历史史实与资料，王友琴与宋永毅，以及其他一些人已经在进行或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头。
其次它涉及研究方法问题，采取何种理论问题，如何描述历史问题。这里当然涉及如何看待共产党和极权主义：它们的起源和变化，百年来对于它们究竟进行了那些研究，有哪些答案，有哪些还在争论。在研究这两方面历史问题的时候，又涉及到思想文化问题，从哲学史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史、思想史问题，如何从文化史角度解释当代产生于西方的这种极权主义及其所带来的灾难。而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时候，又涉及到百年来的知识分子问题，三十年代以来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共产党社会的探究，七十年代以来德国关于纳粹极权主义的讨论，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争论，近百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研究，甚至二百年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于传统及现代化问题的探索讨论。
为此，如果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中，人们从中看不到他们对于世界上关于文化革命究竟有哪些了解和认识，或者说，看不到有一些和文革研究有关的你必须知道的研究文献，对于这些文献无论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但是都是绕不过去的，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其次，你所采取的方法是什么，你的方法和官方，和你作为文化革命当事人有哪些联系和不同。那么，这个文革研究就不会有什么意义。
为此，我们看到叶维丽根本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任何努力。这当然也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的所谓《文化革命史》。因为叶维丽也罢，香港中文大学的这部书也罢，都是重复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的语言及材料，甚至没有重新编排，只不过因为“过去的叫嚣”在新时期已经无法存在，他们不得不换成较为平和说法而已。
坦率说，在文化革命研究这一领域，叶维丽还没有进入这个领域的资格。叶维丽的谈论不过是作为当事人在茶馆里面争论坚持自己对当时的一些事情的看法而已，至多是一个当事人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说是“口述”。这个争论或许作为研究者的对象还有些“辨析”的意义，但是本身却绝对不是研究。
由于语言的问题，就我所了解的学界的情况来说，我以为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掌握当代历史、哲学、思想方法的西方学者专门在研究中国当代史。文化革命史上做出和研究苏联及东欧各国社会历史那样的贡献。
对此，西方汉学家们大多学了中文语言，可他们无论就专业训练和自身的能力来说，都无法进行较为像样的研究。
所以，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今后几十年我们可能要更多地要靠中国人自己，靠自身有较好训练的人来进行这一工作。但是，对此悖谬的是，描述、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对于共产党意识形态禁锢下成长起来的几代所谓知识人来说，却绝对不是一件立即就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眼睛和大脑，也就是根本看问题的方法，所用的尺子，是被共产党改造了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两句诗对于被共产党意识形态异化的几代知识分子尤其适用。
这样的希望本来寄托于港台学者，然而时下却也是一个落空。
好，听众朋友们，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及对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看法我今天就谈到这里，希望我们在以后有时间、有机会继续进行这个题目的讨论，因为这个题目并非一言两语所能说清、所能说完的。我过去已经做了二、三十年准备工作，今后会继续在这个题目上深入下去。好，就这样，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