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军阀自己心狠手辣，为了权位，不择手段。也以为别人会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他们。特别是对中央，猜忌心极其严重。就以云南军阀龙云为例，尽管龙云离中央远，中间隔了几层其他军阀。因而在一九三五年（后来中央迁入西南后，情况又不同了。）他感到受中央威胁最小，也与中央关系较好。且为了阻击中共红军入侵他的云南省，逼得他紧密配合中央军，以能把入侵者赶出境。是当时与中央军配合得最好的地方军。即使这样，在有关龙云的传记中，仍可看到这样的描述：龙云与蒋公，同时指挥阻击中共红军入侵云南省时，有一次他们同乘一架飞机，指挥作战。在飞机上，龙云突然下意识地猜测，可能已被蒋带出云南，顿时惊恐万分。蒋以为他晕机，用尽当时飞机上的医治晕机的方法，也不能使龙云消失惊恐之状。直到龙云发现飞机仍在继续投下命令（给正在云南前线部队）后，感到飞机仍在云南战地，没有飞出云南，才恢复常态。
又如在有关阎锡山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文字：阎锡山的父亲，在蒋公入山西会晤阎锡山时，担心他的儿子阎锡山被蒋带去中央，惊恐得死去了。他们就是如此猜忌中央的。他们惊恐中央、惊恐统一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这类事例，数不胜数。在介绍他们的文章，以及当时报纸的新闻中，有不少报导。但是若要探讨历史真相，由于中国传统政治，“为尊者讳”，在他们本人的传记中，反倒隐讳了不少真相，细心的阅读相关文章，反倒可以发现不为人知的真实的一面。
如由于种种原因，西北军被描写成一支英雄的部队。但我在阅读相关文章时，竟发现这样的记载：“西北人民，只要提起西北军，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为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呢？大量的报导中，不是说西北军如何如何好吗？令我想探一下究竟，在阅读大量相关文章后，彻底改变了我原来对西北军的好印象。他们在西北杀人的程度，到了令人心惊的地步。如宋哲元甚至能一边吃饭，一边指挥杀人，且一杀就是上百人。如此草菅人命，怎能不令当地人民“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呢。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事件”，中共党史与教科书都说是段祺瑞下令开枪的。其实，段祺瑞本人，当时根本就不在场，后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披露：“制造此血案的是倒戈将军冯玉祥及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在八年抗战中，西北军中的汉奸最多。他们不仅在“七七”抗战前，一直都在与日本密谋冀察自治，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来换取日本支援他们割据冀察；甚至在“七七事变”后，仍幻想屈服日军后，换取日军让他们割据河北。就以其中最受人尊重，在八年抗战中，牺牲的我国级别最高的将军张自忠来说吧。由于种种原因，他被描述成完美无缺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的真相却远非如此，他先屈服日军，甚至可以说他已投降了日军了，幻想日军让他割据河北。他投降日军后，在山东的祖坟，当时就被强悍的当地民众挖了。他的哥哥也因他投降日军，羞愧得自杀。在临终前，寄语给他：“三弟，你不要做乱国贼子。”
汉奸也不是好当的，在他做汉奸途中，出了个“通州事件”。已投降日军的伪军，忍受不了日军欺压，在通州杀了五百多日本人。这使日本朝野震动，顿时怀疑中国的汉奸对他们是否忠心。他们为了防范，密令逮捕张自忠。张自忠在获悉日军要逮捕他后，连夜从日军已占领的北平，即他做伪官的官府逃出。此一惊险万分的经历，使张自忠明白到做汉奸原来如此，才彻底放弃用做汉奸的方法达到割据一方的目的，从此走上抗日的道路，并光荣的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应该说张自忠是悔悟得最彻底的军阀，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位抗日英雄；但不是完美无缺的民族典范。
此外，西北军的头目冯玉祥，也只是虚伪的代名词，连中共都认为如此。以致江青在批判彭德怀时就说：“彭德怀是冯玉祥那样的伪君子。”所谓西北军的优良传统，西北军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也与冯玉祥一样，只是虚伪的代名词。就以他们自己的记录为例证：蒲子政拿着杨虎城的介绍信与宋哲元、韩复渠联络。“以宋哲元为首的二十九军这个军阀集团，自从勾结日寇，占据平津后，他们抱定了……尽量抢官做，尽量搂钱，尽量过骄奢淫佚的生活。”“以韩复渠为首的第三路军这个军阀集团……常常向人夸耀说‘我们现在吃的鱼翅比过去吃的粉条还多！’他们表面上尽量装腔作势地还穿着蓝布制服，标榜所谓‘西北军传统的朴素作风’，实际上过著荒淫奢侈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事情是只求不丢掉现有的地盘和保存经常‘吃鱼翅’，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韩还表示，他反蒋比抗日更有兴趣。”“他们的态度大致都想待机而动，他们中当时没有一个是真正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内战的。”（《劫蒋者之梦》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