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中共“领导”对日抗战国共蜜月期结束？
九月三日，是对日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的纪念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左下方的社论位置，刊出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社论。这篇文章因为过于强调中共在中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引起海内外的一致关注。马英九总统称中共所言与史实多所不符，总统府发言人罗智强出面反驳中共，国防部更是措辞严厉指出北京窜改历史。
《人民日报》的社论，在过去的六十年来，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北京政治的风向球。该报社论在中共建政早期，系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甚至毛泽东本人来审稿。邓小平执政时代，大多数情况下常委已不过问社论事宜，由书记处与中宣部酌处。江、胡时代，《人民日报》社论基本系由中宣部秉承书记处意图组织人员撰写。在大陆市场化媒体崛起之今日，其社论重要性并未弱化。
国军抗战成绩 胡锦涛正面肯定
此次由《人民日报》刊出该篇文章，与过去几年中共对抗日战争的评价并不相同。这才是值得注意之处。有论者甚至认为，这代表着中共试图重新为抗日战争定调，以收缩过去几年逐步放大的学术与传媒口径。
众所周知，二○○五年春天连战登陆之后，该年中共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曾由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过一篇讲话。该篇讲话以过去不曾有过的口吻，承认了国民党军队是抗日正面战场的主体力量。
胡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著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外界咸称胡锦涛这段讲话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显示出中共试图摆脱过去僵化陈旧的“胜者书写历史”的思维，以务实和尊重史实的态度重新认识历史。当然，这次讲话之前，国共刚刚恢复中断六十年的两党交流往来。论者皆认为两党重新修好的背景，让胡锦涛的这次讲话与以往对中日战争的定调极为不同。
此后，中共官方对于中日战争口径似乎开始放大。四川大邑县的民间历史学者樊建川，搜罗中国各地抗战文物，耗数年之功，建成“国民军队正面抗战博物馆”，他为了避免官方对他的注意，特意把上面引述的胡锦涛谈话和连战的一段话，镌字镶嵌于博物馆的外壁，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段话就是这个博物馆的“护身符”。
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先锋《南方都市报》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专题报导中，特意以编者按的形式称，“鸟瞰今年国内媒体的抗战纪念报导，我们发现，一扇扇门次第打开，对抗日战争的还原和认知，已到达一个新的层面。”
挣脱意识形态 媒体学界大松绑
这种变化来得十分真切。当年，中国南北各大媒体尤其是市场化媒体，都推出分量十足的纪念特刊。无一例外，这些回忆过去的报导文本，都以十分肯定的口吻记述了国军正面战场的战斗故事。其中，《南方都市报》在当年九月二日用了八十四个版面来纪念抗战，其中十六个版面在写抗战后的两党合作问题。《三联生活周刊》则用了五期三百三十个版面来报导。上海的《新民周刊》特辑的标题赫然就是“向遗忘开战！”
大陆媒体其实早就嗅出了当年气氛的不同。当年的三月二十四日，重庆《时代信报》专访了当年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之一的杨养正。该报导在中国国内引起极大回响。时任重庆市长的王鸿举，亲自写信慰问杨，一间医院也免费帮他做了白内障手术。
对大陆学术界来说，胡锦涛的讲话，多少也去掉了一些多年以来研究抗战史及内战史的意识形态桎梏。十年前一本描写正面战场的书籍《国殇》，在连战访陆后获得大陆新闻出版总署的允许，得以再版。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特地以《国殇》的再版为缘由，讨论“为何以前对国军抗战讲得少”。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央文史馆馆员杨天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为代表的近代史学者，在二○○五年以后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多数系抗战史与民国史的研究成果。杨天石出版了《抗战与战后中国》、《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等著作。杨奎松出版了《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著作。“二杨”的近代史尤其是中华民国史研究，即便是中共党史研究室的耆老金冲及也赞不绝口。
秘件相继出版 拼出事实的真相
此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团结出版社等三个出版机构，在过去的几年里，密集出版国民政府党政要人的回忆录与自传。尤其是与抗日战争密切相关的部分，得以重见天日，被认为是最近几年大陆出版界与学术界的巨大成果。择其要者述之，有《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何应钦大传》、《张治中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等。这些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的高级将领，其回忆录和传记自然是最直接的证据。
这些以前被认为是学术禁区的领域，成果不断出现。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茅家琦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党史》也出版了。这部党史将时限一直延长到2000年国民党失去政权，是难得一见突破禁忌的著作。即便一些敏感话题，也有相应著作付梓。比如关于河内汪案的《高宗武回忆录》、《潮流与点滴》、《高陶事件始末》等书相继出版。
抗日战争的真实面目，在学界和出版界的努力下变得清晰起来，亦引起网络上网民的热烈讨论。许多民间研究者开始搜集这方面的史料，并且精准得计算出，国军在抗战中一共牺牲了多少个师级以上将领。台湾学者专家的著作也被不断引进到大陆，比如秦风（徐宗懋）的系列著作。
这种热闹的情况在之前是很难想像的。过去黄仁宇的名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在大陆出版时，关于正面战场浴血奋战的故事，几乎悉数被删去。官方研究机构的历史学者，一向视民国史为中共的“禁脔”，民国史尤其是国民党党史、国军军史的部分，几乎付诸阙如。
反对歪曲丑化 习近平力护党史
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大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党史研究者做了一次讲话。他要求，“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次讲话也让外界瞩目，并有多家海内外媒体对之解读。
通常来说，解读中共的官方文件时，大多数状况下采用“反向逻辑”来推导其动机，不会错得太离谱，这也是西方学界和传媒界多年“中南海学”的经验谈。既然习近平要求突出揭示中共的领导地位，反对任何歪曲党史的倾向，那么一定意有所指，即现在有人在否定中共的领导地位，并且在“歪曲”党史。
当然，现在还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针对最近几年来媒体过多宣传国民党的举动；但毫无疑问，任由这股势头发展下去，势必会影响到中共执政的历史合法性问题。凡是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有所了解的大陆人，都很清楚，在国民党的历史论述体系里，根本没有所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画分，国民党一向认为，国军抗倭于前而共军坐大于后。
真相渐次浮出 中共官方踩煞车
从中共过去的论述里，国民党抗日的成就在历史书中寻不见分毫踪迹，最多讲一下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此外全都是“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近年来，一些学者早就考证出，所谓的平型关大捷不过是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部队，歼敌最多四百余人，而八路军当时上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数字，由一千变为三千，再变为一万。毛泽东则认为百团大战过早地向国民党暴露了实力，成为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庐山的罪状之一。
对于这样的研究，中共官方自然十分警惕。北京时事评论员秦嘉认为，即便因为要跟国民党眉来眼去经济谈判，但在意识形态上，共产党的理论根基不能有任何动摇。给国民党送一分见面礼可以（胡二○○五年的讲话），但总得有个分寸，不能一味任由学术界和民间史学研究者借由这个见面礼，而否定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行为。尤其是突出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无疑就有些跟台湾里应外合的意思了。
八月底，中共宣布给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武装的老战士发津贴，每人每年三千元人民币直至过世，但是津贴发放祇限于中共的军队系统之内，国民革命军参加抗战现在依然健在的老战士，则不在此列。此事也引起大陆知识界的讨论。
秦嘉认为，中共因为台海问题，在二○○五年高调承认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功绩，并且在排序上，中国国民党尚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这无疑是一种统战手段。等真正体现这种承认之时，就露出“口惠而实不至”的马脚。既然胡给抗战定性为“中国人民的全民族抗战”，那么为抗战付出巨大牺牲的国民革命军自然也在“全民族”之列。
不必过度解读 二者口径本不同
比较胡锦涛五年前的讲话和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后就会发现，虽然二者均提及中共是全民抗战中的作用，但胡称中共为“组织者”，而《人民日报》则称中共为“领导者”。很显然，后者已经回归到二○○五年之前的舆论口径，这的确值得重视。
北京论者认为，这一现象出现有两种可能。一则是因为中共官方对于民间讨论国民党抗战有所警惕，并认为这种趋势不可放任。尤其是当下需要跟国民党频繁交流，有人会钻这个漏洞，以为讨论国民党抗战的风险在降低。尤其是，当愈来愈多的普通民众认为抗日跟共产党没什么关系，这样会严重伤害中共的历史合法性。所以才会出现舆论风向的倒退。
但是秦嘉认为，如果对中共传播系统熟悉的话，这次先听其言观其行，暂时不要过度解读。因为二○○五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年各主要盟国都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胡的讲话一方面有连战登陆的背景，也是面对全世界的一个表态，故而有求实的成分，不可能一概无视国军成就。
此次六十五周年，祇是由主要承担对内宣传的《人民日报》发出社论，受众并不相同。这两个文件源自不同的系统。前者系由胡锦涛的秘书班子参照对台小组、外事小组的意见，而后一个文件则出自中宣部系统。二者本来的口径就是有所区别的，论者不可不特加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