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轻人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中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1961年秋，我大学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教师。可是公安部到学校挑学生，偏偏把我挑去。报到后才知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王昭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的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运动中，违法乱纪十分严重，需要彻底整顿，需要充实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厅，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复查案件办公室，调查处理重大冤假错案，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自己也搞起“大跃进”，运用专政工具，压制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那么，公安工作“大跃进”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
1958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要求“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或大丰收。”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工作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下面用青海省几个县的典型例子，看看公安工作“大跃进”是怎么操作的。
1958年7月1日，中共互助县委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叫做《打击敌人防止叛乱的报告》，向省委邀功。互助县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叛乱。报告称：“1958年6月，互助县公安局抽调52名干部，组成12个工作组，分别到各乡，于24日一个晚上逮捕1152名。其中社会上1075名，机关77 名。”
一个不到10万人口的小县，一个晚上逮捕这么多人，会是什么情景？简直无法想象。1959年、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这个县还在捕人；不仅逮捕普通老百姓，还把那些同情老百姓的基层干部也逮捕起来。1960年4月，该县红崖子沟公社石郎大队窝子生产队农民马贤珍当生产队长，可全队150多人已经有 40多人饿死。他的70多岁的老妈妈对他说：你当生产队长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队的人都饿死了，你给谁当队长？在母亲的启发下，他冒着瞒产私分就要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将生产队仅有的4420斤粮食偷偷分给社员，还将生产队4只羊换了800斤蔬菜分给社员。他知道就这点粮食、蔬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主动带领社员到山上挖野菜，渡过难关，使生产队饿死人状况暂时停止。可他的行为很快被生产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社，于是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117名社员饿死51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队的人都得饿死。可是生产队已经没有粮食。一天晚上，他带领身体尚能动弹的7个社员，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没有磨成粉，连夜偷着煮熟，挨家挨户送到社员家里，天还没亮，被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安局，公安干警来抓他，没有饿死还能动弹的社员为他送行，其中一位69岁的农民对执行民警说：我们生产队100多人，现在只剩下50来人，要不是戚队长给我们分点粮食，恐怕都饿死了。公安同志，我们只要求一件事，你们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们还等他回来救我们呢。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将戚元法带到县城集训队集训3个月。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后只有18个人没有饿死，幸存下来。
民和县是青海省的东大门，自然条件较好，适合种植小麦、青稞、土豆和多种水果，湟水流经该县，经兰州入黄河，两岸景色秀丽，是青海省的粮仓和水果大县。王昭到青海主政后，派省委工作组（我有幸参加）深入调查发现，由于人祸而非天灾，该县1958年至1960年饿死20984人，外出逃荒而死在外面的 5721人，外流下落不明的（实际死在外面）7925人，全县净减少人口25%。死亡最严重的古鄯公社李家山生产大队，原有1318人，饿死601人，占总人口46%。全县死绝的有492户、1623人，被收容的孤儿867名。就是这个县，发生人吃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吃尸体38具；杀死自己或别人小孩而煮食者8人，被害小孩5人。就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该县领导不顾人民死活，搞“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用专政手段残酷对待稍有微词的人民群众。三年间逮捕2680人，管制1091人，劳教、集训1915人，被判刑罚的2966人。
被关押的人，受到刑讯逼供和饥饿的威胁，造成大量死亡，而当政者却无动于衷。3年中死在这个县看守所、拘留所的就有729人。1960年8月，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已经一年的谢富治，到该县公安局视察，亲眼目睹干警从看守所将死人往外抬，经询问，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有死人，他对公安局长说：“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制止，不怕夜里鬼来找你麻烦吗？！”在公安工作上竭力执行左倾路线的谢富治忽然良心发现，说明问题有多严重！他对陪同视察的公安厅长杨树芳说：今年青海省计划捕人指标要和去年（1959年）大体持平，不得超过。然后他到新疆视察，回北京路过兰州，又把杨树芳叫去，对他说，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标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达的5000人之内，要超过，必须报中央批准。杨树芳立即向省委书记高峰汇报谢富治的意见，高峰主持省委常委会，讨论捕人指标，并在会上说：“今年是誓死保卫大跃进，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年，捕人不能少。”于是省委向中央报告，全年捕人指标15000人。报告上去后，中央和谢富治都没有表态，实际是同意省委意见，结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湟中县，是青海省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可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他在全县搞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人多，他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评，领导人受处分，给派出所插白旗。仅1958年6 月，他根据省里提出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6天捕了841 人，其中有通奸行为而被捕的270人，占总数32%。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上新庄公社检查工作，决定逮捕几十人。当派出所长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时，他睡着了，所长又不敢叫醒他，继续念，等他醒了，所长问：以上的人怎么处理？他迷迷糊糊，连声说“捕、捕、捕”，就这样，一晚他就决定逮捕37人。
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捕人）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 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婆神汉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10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28至30名，老鸦镇捕 15至17名……宗教寺庙捕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五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天的年轻人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当时政法工作提出一句口号：“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这个口号指导下，公、检、法三机关等于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党、政领导，三家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那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所谓回来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道：“被告×××，解放前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这莫须有的罪名，更看不懂这判决书是怎么回事。原来这183人中有11个妇女，172个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男人）累计统计起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可是从文字上看，似乎这183人每人都强奸了607个人，包括11个妇女，也犯了强奸、鸡奸罪。这张判决书，是省委工作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树州检查时发现的。以后我随领导到玉树，亲眼目睹了这张判决书。
这张判决书可以作为“文物”珍藏起来，以教育后人，告诉他们，什么叫草菅人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