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奶奶是我父亲的四婶—我祖父兄弟四人，她是老四的妻子。
四奶奶生于清末，见证了整个中国近代史。文革中我作为下乡知青回老家见到她时，她已是年过古稀的老妪，瘦骨嶙峋、弯腰驼背、白发苍苍，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当听说我父亲的名字时，她急切地伸出满是筋节的手拉住我仔细端详，关切地询问我的父母，挚爱之情犹如春风扑面而来。尽管我已吃过饭，她还是煮了一大碗挂面卧上两个鸡蛋让我吃掉，在那贫穷的年代、贫穷的家庭里，我感到了这个大碗的分量。那时的我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她的爱让我每当实在太想家时就去依偎她，在那里放淡对父母的思念。四奶奶和她的儿子—佑叔相依为命，佑婶已去世了。
后来，我的四婶告诉我：四奶奶是被杀家属，你少去那里。（即被政府杀掉的人的家属，是专政对象）她还讲给我听四奶奶的故事。
原来，四奶奶曾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佑，二儿子叫保，两个孩子在村里读完私塾，佑外出继续求学，后在秦皇岛找了份工作，保留在父母身边。四十年代，年轻的保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党，村里还有一个地下党员叫刘四儿，是个恶棍，比保大二十多岁，保看上了一个年轻的寡妇，准备娶她进门，已有妻儿的刘四儿也看上了这女人，他知道无法和保竞争，就设下毒计，在一个夜晚，骗保出来，趁其不备一枪打死了他，然后撒谎对上级称保是内奸。人死无对证，没有人去查这件事的真伪。四爷爷连惊带痛，几个月后就去世了。剩下四奶奶在苦思爱儿和丈夫的悲恸中煎熬。那刘四儿自然如愿地霸占了寡妇。中共建政后，刘四儿当上了村支书，一干十几年，文革前才卸任。四奶奶也就成了被杀家属，一有运动，就被拉出来示众、批斗。村民很淳朴，提起刘四儿多一言以蔽之曰：“畜类”。我看见他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终日拄着拐，白胡子上面永远挂着两道鼻涕，白眉毛下两只小眼睛恶狠狠的。全村都知道他常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家去睡觉。刘四儿和他儿子大雪一家七口一起生活。下乡时我住在四叔家，他家与刘四儿家只隔一道墙—四叔说：原先隔着一条路，刘四儿当书记时把路截断并圈进自己家，就成了如今的样子—刘四儿院里有一棵不知名的大树，叶子散发着芬芳的香味。我经常在晚饭后独自坐在院子里，享受一会儿清净，那时柔和的月光洒满庭院，墙那边不知名树叶的香气在空中流荡，村子里静静的，烦恼和劳累在这一刻全被忘记。这时经常听见墙那边大雪媳妇的女高音：“老獠子X的，如何如何。”而大雪则从不出声。这“老獠子X的”就是儿媳对他的敬称。
四奶奶独自一人生活了十几年，1959年全国经济困难，许多企业、事业单位下马。大批人员被下放到农村，佑叔也在其中。他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妻子不会干农活也不适应农村的贫穷生活，病病怏怏的，四奶奶老了，佑叔从小在外，也不会做农活。但是没有办法，他要养活妻子和母亲。我知道干农活的苦楚，哪里只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那还有腰酸、胳膊疼、满手大泡！就是摘棉花那最轻松的活，也是两个小时后没人不喊腰疼。而且能挣来什么？我干一年连口粮都挣不够。真不知佑叔是如何过来的。几年后，他的妻子死了，葬礼之后，佑叔更加沉默寡言，五十岁的人就弯了腰，没有钱用，卖掉了院里的南屋。听南屋住的兰馨妈说佑叔夜里经常不睡觉，独自坐在窗台上，望着月亮。不知他是在思念亡妻还是在思虑这艰难的日子。
几年后，我回了城，后来听说四奶奶和佑叔先后去世了，没有留下后人。
1990年的一个秋夜，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看见四奶奶和佑叔住在一间水泥板搭成的房子里，房子一侧顶上往下流水，四奶奶说她很冷，叫我给她织毛衣。我那时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因为对四奶奶的爱和思念，这个梦让我不安，我决定做一些事，给自己一个心灵上的安慰。我买了一些烧纸，去找堂妹—我四叔的女儿，请她带回家，劳驾四婶烧给四奶奶。半个月后，堂妹回来告诉我：四婶去上坟烧纸，发现四奶奶的坟漏了。
我的无神思想崩溃了，从此以后谁再说“人死如灯灭”，我都不信。每次将近清明节、阴历十月初一，我都会按当地习俗用纸糊一个大大的信封写上地址、装上纸钱，在午夜时分到十字路口烧给四奶奶和佑叔，据说那时会有冥间邮差把信收走，当那通红的火苗燃起时，我会遥向故乡虔诚地默祝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得好些，不要有在人间的这多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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