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藏公路大塞车
中国大陆近期发生了两件引发国际关注的事件：一是京藏公路上由内蒙往东部运煤的大货车，堵塞一百二十公里，蔚为世界奇观。第二，河南航空伊春空难之后，大陆官方承认中国民航现役机师，一度超过两百人学经历不符，涉嫌以造假方式取得民航机驾驶执照，包括伊春空难的机师在内。
这两起乱象，可以归结出一个共同点：大陆公部门的施政作为中，算计、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更甚于保障民众利益。
在京藏高速公路塞车现场，可以发现除了车辆成长快速外，另一个原因是收费站本身，就是一个绝大的交通瓶颈。这让人想起台湾每逢年节，就会以“暂停收费”疏导高速公路车流，效果不错。如果京藏高速公路在大堵车之初，就用同样的方式应急，或能相当程度缓解。
实际情况是，司机在一百公里的车阵里苦等三天，餐风露宿的苦楚，似乎和公务员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不管堵车堵多久，过路费一毛都不能少。因为他是各省重要的一笔收入。因此放眼“无政府状态”的塞车现场，只有一个政府单位始终有效地运作：收费亭。
在航空市场，政府优先职责是严格管控飞行员，维护飞航安全。但近年来中国内陆航空，每年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成长。因无法供应一年一千两百名合格飞行员需求，航空公司转而向空军挖角，军中飞行员想转民航，需要空军的“推荐函”，每开一张“推荐函”，军方可收六万到十万元人民币；航空公司则能省下大笔训练费用。不合格的飞行员，就从这个共犯结构产生。
在大陆，交通、能源、通讯等公共服务事业，不是由政府直接掌管，就是由一些从政府官员直接透过“旋转门”转任，并且垄断经营，再将庞大的利益，经过“灰色收入”的形式，“回馈”给官员。
在大陆有“经济学良心”之称的学者吴敬琏，多年来高声疾呼主张限缩政府权力，更反对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大陆的行政机构，不仅是订定规则，维持秩序和安全；同时更是逐利的一方。
一旦两种角色相冲突，很容易让行政部门放弃“善良管理人”的角色，甚至牺牲公义来成就“小圈圈”的利益。哪怕代价是赔上飞机乘客的性命。内蒙的塞车奇观，伊春的惨重空难，背后深层的病态结构，应该做如是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