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一步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庭的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经十多年奋斗，遂造就万和在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庭。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其特点是，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最为典型的个人，在中国内地当数TCL的李东生。李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亦成为内地富豪。而在青岛，双星总裁汪海也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
其三为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类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这类家族钟情的领域。
在中国事实上形成的新富家族，在未来产生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
在发达的商业国家，商人家族能够持续三代的，非常少见。由于信奉比较完全的市场经济，他们往往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要保持几代非常困难。
相反，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由于商人与政治人物的普遍关联，商人家族传承更为久远，韩国的三星集团，已到了第三世，日本的三菱、住友，更是数世传承。中国未来的商业家族，很有可能如日韩。
但日本和韩国的商业豪门，在近几年中，频频出现危机，足可为中国新富家族所鉴。现代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政治势力的扶持，但是，“政治献金”事件，也正是由于介入政治过深引起。在日本亦如此，而被称为“新时代首相”的鸠山，其使命之一，就是铲除政商铁三角。
先天的出身差异，则必然造成人生成就的差异。出身豪门家族，在人生的起点上，就赢了第一步。小超人李泽楷在电讯盈科危机重重的时候，也可以靠其父李嘉诚在背后买单安然度过危机。而多数无背景的企业家，资金一出问题只有死掉。
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大资产及政策扶持的特殊行业，有政治背景的大家族，更是占尽先天优势，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有无政治背景，而非有无经营才能，成为进入某些领域的衡量标准，客观上阻挡了大众创造财富的机会。
在国外，防止商业大族事实上的世袭与垄断主要有两大途径，其一是高额的遗产税，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
在未来，要防止中国形成事实上的家庭势力垄断，以上两大方法，足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