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鼎定大唐平天下。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贤明的皇帝，他的治国之道备受后世推崇。而在他所有的治国方略中，用人之道又最为重要，至今深具借鉴意义。
一．选贤任能 不拘一格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是唐太宗成功兴国的首要策略。他把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拘一格，海纳百川、广揽贤才。
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不计较资历地位，更不问出身，谁有本事就用谁，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唐初上层管理集团中，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房玄龄是隋朝旧臣，张行成原是一介布衣……
魏徵、王珪、韦挺等人原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谋士，都是被唐太宗大胆重用而名留青史的贞观良臣。对那些曾反对过自己或属于敌对营垒的人，按绝大多数皇帝的做法，就是斩草除根，免生后患。但唐太宗不计前隙，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对他们才干、见识极为欣赏器重，礼遇有加。唐太宗收服魏徵等人，是最能看出他的用人胸襟的。
不管对什么样的人，太宗都会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就是由此而来的吧！
“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明君怎能不让群臣竭诚辅佐、同心协力？！纵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也心甘情愿。
太宗洞察敏锐，对人才的优缺点了如指掌。他知人善用，将不同类型人才进行合理的搭配，放在最合适的地方，取长补短，互相协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最大的效能。
为了扩大选拔人才的渠道，唐太宗还完善了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给千千万万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 广开言路 虚怀纳谏
人都喜欢听好听的，不喜欢听批评意见，认为听批评意见有损颜面，这是人性的弱点。伴君如伴虎，权力使君臣之间的沟通更难。阿谀奉承之辈环绕，成为不明是非的昏君，也是加速衰败的一个原因。
唐太宗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他秉承“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相信“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善于选贤任能，培养直谏的气氛，集思广益，共商国策。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事实上，能听取别人意见，是更高能力的表现；承认自己的不足，要以更强的自信心为基础。
谏议大夫魏徵忠心又耿直，他向太宗进谏，前后多达 200余条，不仅在唐朝休养生息、注重教化、完善郡县制度等国家大政方面，提出正确的见解，而且经常对唐太宗的缺点和不足犯颜直谏。他写的《十渐不克终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10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太宗非常尴尬。可唐太宗仍把他作为贤士重用，甚至将《十渐不克终疏》作为当朝执政的座右铭。
魏徵去世，太宗痛失良臣。感慨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向唐太宗学管理》一书归纳了唐太宗的用人原则，其中之一就是“要人才，不要奴才”。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吕国荣指出，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证明，大凡真正有作为的人才，多是有主见、有思想、有傲骨的刚正不阿者。他们对上司不合实情的指示不会盲目遵从，或据理抗争，或犯颜直谏，总会表现出“逆态”、“逆性”。正因有魏徵之类的“逆才”和唐太宗善待“逆才”的雅量，才会有大唐基业的稳固和贞观盛世的出现。
三．严于律己 以道治国
唐太宗纳谏是形成了一套制度的。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史载，贞观时期向君主进谏者不下 30人。作为大臣，每个人都有献言献策的义务，不提意见还不行。那时，就连最基层的官员也敢向皇帝进谏。
有个叫常何的将军没文化，实在提不出意见，就叫手下门客马周帮忙。马周洋洋洒洒提了二十多条意见。唐太宗大加赞赏，三请马周，求贤若渴。与其深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后来，马周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了宰相。
为了杜绝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危害与影响，唐太宗致力于完善一套新型的国家制度，这就是“三省六部制”。初步确立了三权分立、互相监督的政治管理制度，即使是皇帝的一个命令通过中书省发出来，门下省审核不通过，尚书省也不能执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政策的可行性。
太宗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等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
突厥在边疆骚扰，唐太宗引用老子的话对大臣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太宗没有发动战争，以谈判的方式化解了。以柔胜刚，无为而无不为，贞观4年，全国死刑犯29个；贞观22年，全国死刑犯只有2个，以道治国，达到前所未有的安康祥和。
四．成功心得 以德服人
据史料记载，唐太宗曾与侍臣谈论成功心得，归结为五条：
第一，过去的皇帝常常妒忌有才能的人。我不这样，我见了谁有才能就高兴，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才能似的。
第二，我用人主要是用他的长处，避免他的短处，不要求一个人样样都行。
第三，我不像有的皇帝那样，对有功的人就喜欢得抱在怀里，对犯了错误的人就讨厌得要推到沟里去。我是尊重有功的人，也原谅犯错的人。
第四，过去有的皇帝，忌恨敢说直话的大臣，随便杀害他们。我从来不这样，对说直话的人一向是奖励的。
第五，过去的皇帝差不多都只重视汉族人，轻视别族的人。我没有这种偏见，无论是不是汉族，我同等对待，所以好些外族都来投靠我。
这正是唐太宗的超凡高明之处。正因为有了这样贤德的明君圣主，吸纳著无数忠臣良将、文人雅士，才共创了政通人和、文化灿烂、国泰民安的贞观之治。
